居夷处困，“顿悟”龙场（公元1506—1510）
弘治十八年五月（1505年），明“中兴之令主”孝宗朱佑堂在几年的斋醮、烧炼的疲劳中死去了。年仅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嗣基，次年改元正德。朱厚照即明武宗，是明史上出名的腐朽透顶的荒唐皇帝。他“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40]。好逸乐酒色，不问政事，使国柄落于宦官刘瑾集团手中。加上他好勇逞强，四出巡游，进行儿戏式的出巡和征讨，使已风雨飘摇的朝廷政权更加腐败。朝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于阉党，政事日非，上下愤怒，劾疏交奏，缙绅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迅速愈演愈烈，最后激起一场残酷的阉党报复活动。
正德元年冬，由于南京科道给事中御史戴铣、薄彦徽等人以谏忤旨得罪了宦官刘瑾，于是刘瑾下令逮捕戴铣等二十余人入狱。王阳明义愤填膺，首抗疏救之。疏曰：“伏愿陛下追放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41]。疏入，刘瑾大怒，即下诏狱。在狱中王阳明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触动颇深。这些反映在他的《狱中诗》中，如《不寐》诗曰：“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幽室魍魉生，不寐如夜永；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我心良匪石，钜为戚然动。”岁暮的寒夜牢房滋味，使他感到苦煞难熬，心绪缭乱，哀叹仕途艰难。不久，情绪渐渐镇定下来，开始与狱中难友讲学论道，磨砺意志。“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在讲学时他以前哲圣贤豪杰之士自勉，研习《周易》。其《读易》诗云：“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42]。
但是，王阳明这种自我超脱的精神毕竟抵挡不住思亲的折磨。“兀坐经旬成木石，忽惊岁暮还思乡”[43]。着实思念他的妻子和担心她的命运，更因年华流水，壮志未酬，而十分伤感。《屋罅月》诗真切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其诗云：
幽室不知年，夜长昼苦短。
但见屋罅月，清光自亏满。
佳人宴清夜，繁丝激哀管。
朱阁出浮云，高歌正凄婉。
宁知幽室妇，中夜独愁叹。
良人事游侠，经岁去不返。
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
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44]。
狱中，王阳明熬过痛苦的岁暮年冬，至次年二月方出狱。出狱时他作《别友狱中》诗一首，勉励难友“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可见他对出狱后的政治前途尚抱乐观。谁知大出所望，出狱后等待他的并非高官厚禄，而是廷杖四十，打得既绝复苏，并被刘瑾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以敕授鸿胪宣戒之[45]。遭受这有生以来莫大侮辱之后，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并立迫就道。“夏，赴谪至钱塘[46]。刘瑾遣人尾追迫害，阳明托计“投江”，总算甩掉尾巴。但又“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47]，夜宿野庙，幸免于虎口。当时王阳明实有远遁之意，但遇时人劝导：“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48]因取间道由武夷而归省贬在南京为官的父亲。是年十二月，返钱塘，经广信、袁州、长沙、沅州入贵州玉屏，再经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龙里等地，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龙场驿（即今贵阳西北修文县境内）。
王阳明在仕途遭受这般挫折，由京官贬到边远地区，这无疑加深了对明王朝腐败政治的认识。由于他出狱后被指为“奸党”，即与刘瑾集团相对抗的正派土人集团分子，却由此而名闻天下。因为这个“奸党”包括大学土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等五十三人，这些人物“皆海内号忠直者也”[49]。所以，他沿途受到了正直官僚和学子的礼遇。从《全书》卷十九《赴谪诗五十五首》［从正德丁卯（二年）始］诗集看，王阳明沿途讲学不辍，并访名胜，题诗作赋，抒发愤懑不平之情，铭记蒙难不磨之志。如他谒濂溪祠，称周敦颐为“千年私淑”；过长沙教诲虚心求教的周生，作《长沙答周生》、《游岳麓书院》等诗，并在岳麓书院讲学。《年谱》载：“是时先生与学者讲授，虽随地兴起，未有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者”。其实，当王阳明贬谪龙场之际，竟有徐爱纳贽北面，奋然有志于学，后成为阳明的高足弟子。王阳明始讲学，从游者不过乡里之土，而徐爱、蔡希渊、朱守中为最先。正德二年三子同举乡贡，阳明曾作《别三子序》。可见当时王阳明在人们心目中颇有威望，同时亦可见王阳明讲学内容开始由对辞章举业之习的厌恶转向号召土林应群体批判现实政治与学风的轨道。他说：“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日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50]
龙场驿座落在万山丛中，瘴疠遍地，毒蛇野兽甚烈，这使王阳明感到忧惧恐怖。早在过沅州时，他就写诗抒感道：“远客日怜风土异，空山惟见瘴云浮”。“却幸此身如野鹤，人间随地可淹留”[51]。
来到龙场驿供职，事务清闲，但最大困难乃是难以适应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该地苗僚杂居，言语不通，可语者皆中土亡命之徒。人们穴居山洞，洞内终年寒湿，王阳明本一介书生，又因患有肺病，加上随仆多染病疫，他只好强打精神亲自析薪取水，艰苦备尝。初至龙场，结札一草棚栖身，待始得东洞，遂名为“阳明小洞天”，无奈以诗自娱：“居夷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52]。
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王阳明不仅有难以言状的仕途坎坷的苦恼，而且还有日食三餐的绝粮忧虑，由此他不得不请学于农，耕种在南山田亩之中。粮食不够吃，只好上山采蕨。他百感交集，郁闷、惆怅、悲观、失望、思亲等复杂感情在这时一齐喷发了：
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子职，勿使贻亲哀[53]。
“天理”与“人欲”，在现实痛苦生活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王阳明这位出身于宦绅之家的子弟，素怀才任性，志向远大，感情丰富，而今身落天涯，居夷处困，备受艰辛，在此时此境不觉感叹人生短促，年华流水，一去无回，“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只好作困死龙场的准备。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谈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54]他通过克服生死杂念的过程，逐步摆脱了由外在物质生活困难带来的心理困顿，使做圣贤的念头在心中自然而然地萌发出来，重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线光辉。
人总是在克服困境时来提升精神境界的。来自绝望般逆境中的人生理想往往是那样强烈，那样坚定，那样深刻而有基础，那样真实而突然。一天夜晚，苦苦寻觅和执着“成圣”之道的王阳明忽于“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55]。这就是王阳明龙场“顿悟”的经过。从此，他开始发明“心即理”的心学命题，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基础。龙场顿悟，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由对程朱理学的否定而飞跃到建立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为其走向明代新儒学殿堂铺平了道路。
经过这次思想飞跃，王阳明心境豁然开朗，人生价值观又一次得到了升华，一改从前消沉俟命的悲观情绪。鉴于居民生活方式落后，乃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56]。随之，“诸生闻之亦皆来聚，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57]。还辟有“君子亭”，“玩易窝”等。龙冈书院为阳明讲学授徒之所，其来学者多中土追随阳明之士，这给王阳明带来无限的乐趣。他作诗曰：“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䩄”[58]。在讲学中，王阳明以热情奔放的生活激情感染着来自四方的学生，同时又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否定着道学的死板说教。他以“心与理合而为一”和“求理于心”的新理论为教学内容，大胆否定程朱理学“求理于事事物物”的学术成见，并开始向“知行合一”的思想迫近。龙场讲学活动，使王阳明常常激动不已，有时夜不能寐，与诸生秉烛讲习通宵达旦，不辞辛苦。他深有体会地说：“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与谋”[59]。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记述其教育活动的诗文，真实地流露出他对教育和学生的热爱之情，字里行间喷发出真实感人的师生情意。如《诸生》诗曰：“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
由此可见王阳明与学生之间的依恋之情谊。王阳明讲学也包括对社会风俗的教化，通过教育活动与当地居民结下了感情，同时也激怒了地方官吏。《年谱》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60]。
王阳明以书驳斥之，由此声名远播。后来“水西安宣慰，闻先生名，使人隗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61]。阳明俱不受。在龙场，王阳明思想感情比较倾向下层社会，这与他当时的政治遭遇所产生的不满情绪是有关的，所以极注重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曾手订教条示龙场诸生，要求他们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关键在于“做人”。
据《年谱》载，王阳明“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只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62]这说明王阳明由否定朱学修养方法论开始批判朱子学术了。在其《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相抵牾，恒疚于心”。除了对朱子学的否定之外，他对佛老的思想影响也进行了自我批判。他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63]。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三十八岁。这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元山），独具慧眼，很器重王阳明的才识学问，亲自拜访他，要求与之辨朱陆同异。王阳明“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64]。这是王阳明在龙场阐述“知行本体”问题的讲学记录。
席元山闻阳明之教后，遂回贵阳修葺书院，率州县诸生以师礼事阳明。自此贵州之士始知有“知行合一”说。席元山十分信服阳明“知行合一”说，认为此说一倡，“从是风动于仁义道德之域，将肩摩而踵接矣”[65]。阳明亦十分感激席书的竭诚帮助，从此他俩结下了没齿不忘的友谊。至嘉靖六年（1527），席书死时，王阳明以饱醮感恩血泪之笔，写下《祭元山席尚书文》，深切缅怀席书在他居夷处困的逆境时，身冒时谤，独世道是忧，“卓然定见，惟是之从”，并请他讲学，使得“知行合一”之说倡明于世。当“闻公之讣，不能奔哭，千里设位，一恸割心！”[66]
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初，离开贵州，三月“升庐陵县知县”。结束了三年的痛苦生活。在贵州三年间，尽管阳明身心受尽了折磨，但艰苦而偏僻落后的龙场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既痛苦又自由的思考环境，他备尝人间冷暖，由此而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心理体验。通过“顿悟”而使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由“心即理”发展到“知行合一”。同时，由于龙场的宽松自在的思想政治环境，和得到席元山的支持，使得他的“知行合一”说广播于世。事实上，王阳明从十八岁开始攻读朱熹之学，到三十八岁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整整花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和经历“百死千难”的身心痛苦体验。“知行合一”尽管作为新儒学的命题尚未展开，“但它作为阳明内心经验的精华已经是对有关朱熹的挑战的一个光辉的回答。由于这个新的学说，阳明开始了他成为儒家之道最伟大的模范导师之一的历程”[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