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教师
王守仁关于教师的观点，是与他的“致良知”说和教育目的论有密切联系的。他认为教育者有两大任务：一为传道授业以“成德”；二为移风易俗以“复民性”。他所说的“成德”，就是培养学者成为他理想的人格，作“圣人”，作有道德的人。若“性分有蔽悖，是不得为人矣”。所以，教育者必须向学生传“良知”之道，授有助于“致良知”之业。这些“业”又都不过是“反求诸己”的工具。如学“六经”，他认为“‘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只不过是我致良知、明天理的工具，“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242]所以读经的作用即在于印证“吾心之良知”。
教师在成就一个人的“德业”上有极重要的作用。他自己现身说法，来证明这个问题。他说：“吾惟幼而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243]不但德业要有师友之助，就是自己的学习目的和学术的方向，也得有师友帮助。否则若“无师友之助”，则会“未有所成”。王守仁教育弟子时，常常论证教师在成就一个人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从他学说的总体来看，他是以“己”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家”为中心的，更不是以外物为中心的。即他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就是说，除己之外的一切人一切物，都不过是帮助自己已有的“良知”而已。他之所以把教师的作用提得那样高，是因为若无别人的帮助，自己固有的“良知”不能转化为现实。特别是他所指的“常人”，更是如此。如果去掉他唯心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教育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内因同外因的结合统一问题。
教师除了培养学者“成德”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格民心”、“复民性”，以移风易俗。他说：“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244]同时，他想利用教育的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教师具体的任务，是在于宣传“致良知”之道以及“三纲”、“五常”之德，即他所说的“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他要教师不仅“尽心训导”学生，而且还要“复化喻其父兄”，“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245]
因此，王守仁认为，教师应当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完成“成德”、“善俗”的任务。
首先，教师要居道有德
古语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师生之所以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教育者有“道存之”，即韩愈之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学者有求道之心，这才发生了师生关系。若彼无求道之心，则不可“抗颜以师道自居”。因此，“师法者，非可自处得也”。反之，若师无道无德，则不能称师。可见师的决定条件是“道德”二字了。他说：“若其德器之风成，识见之超诣者，虽生于吾后数十年，其大者吾师，次者吾友也。将以齿序论之哉！”[246]教育的先决条件之所以为道德，是因为王守仁认为，教育任务主要不在于积累经验、知识，而是在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培养学生作人，作“圣人”、“贤人”。他说：“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愿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哉！”[247]只知贪衣食、求声利的人，不得为人师。
其次，根据他的“知行合一”原则，教师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不可言不由衷，或有知无行。
这才是严师的真意。而施教之道，就在于“洁源胜私”，而“毋忽其细”。这才可以为人师，才可能教育好学生。他有一首关于教师修养的《箴言》，这里抄录几句，以见他对教师的要求。“师严道尊，教乃可施”；“庄敬自持，内外若一”；“施教之道，在胜己私”；“毋事于言，以身先之”。
第三，教师要有“师法”
他对教师还有教学法上的要求，也是很可贵的。首先是教学态度，他要求教师，教学态度要“诚”，“教不由诚，曰惟自欺”。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忠诚于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于教育工作。对学生的态度，当与学生相处或讲说时，“须做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248]对学生不仅要以诚相待，而且要以平等的身份相待。
其次，他认为要教育好学生，使学生有不断的长进，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各随人分限所及”而进行教育。
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249]王守仁“随其分限所及”的教学思想，包含有丰富的内容。
1.“随人分限”，含有量力性的教学原理
教育学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程度和接受能力进行施教。他说：“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250]这即是根据学生现有的程度和能力进行教学，不能给学生超分量的负担，否则学生只会对学习“厌苦”，而无“自得之美”。学习如人之饮食一样，不能过量，否则会影响消化。他说：“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251]教学内容过多，要求过量，超出学生接受能力，就会食而不化，欲速不达。
2.“随人分限”，含有施教有序、循序渐进的原理
他说：“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教学要循序施教，犹如襁褓之孩学步，开始不免扶墙傍壁，既而步趋庭除之间，进而才能往来于数千里。但对年力壮健者，已能奔数千里当然不必再庭除之间学步趋，更不必扶墙傍壁学起立移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开始和基础。由此可知，“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252]
3.“随人分限所及”，还包含使学生长进的一个教学原理，即因材施教
因为学生不但各有所长，而且才能也有所差别，要使每人都得到长进，就必须因材施教。他说：譬如有三个人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之日处。”[253]因此，我们的教育、教学，应当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所以，教人的工作，犹如良医之治病，既应对症下药，又要“随机引导”。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病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而“君子养心之学”，培养人们的德行、知识，亦不异于此，要善于因人随机引导。他说：当今之时，“学绝道丧，俗之陷溺”，尤如人在海波浪涛中，急须援救登岸，而不是先授之衣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是适重其溺，彼将不以为德，而反以为尤矣。”对学生的教育也需要如此，故曰：“凡今之时，且须随机引导，因事启沃，使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则为力易而收效溥。”[254]可知，王守仁要求教师教人要考虑学生个性差异，而“因人施教”。
王守仁要求教师的教育工作要“随人分限所及”而“因人施教”，是否还有统一的标准呢？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同归于善。……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归于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夫教，以复其性而已。”[255]可知，王守仁主张“因人立教”，是为“各成其材”，反映了教育对象的个性，而“同归于善”，反映他教育工作的总目标，并认为两者皆为“定法”，不可改变。教育工作，既考虑个性，也考虑共性以及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种教育、教学法思想，是全面而辩证的。它的理论是“人的资质不同”，即“质异”与“性同”，每个人生来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这也是一个对人的辩证观点。王守仁在教学论中的精华，是他承认每个人都有一个知识和智慧的发展过程。如“婴儿”之喻，他说：“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的。”[256]这就已经接触到了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并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进行教学工作。这在中国古代是有远见的见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其三，教师教学贵在使学生“自得”。
王守仁在教育、教学问题上，虽从“致良知”的思想出发，但他提倡教学要生动活泼，要有启发性，能开发学生的心灵，作到使学生能“自得”。教学要能引导学生“各得其心”。他说：“君子之学求得之于其心”，学习贵在“自得”。如饮食养身一样，食了要消化。他常用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的话，来表述和论证自己教学启发学生“自得”的主张，这不是偶然的，不仅说明了他们有继承关系，而且证明了唯心主义者教育重自内发展的共同特性。
王守仁在湛若水（甘泉）出使安南时，曾作文赠之曰：“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而吾求而从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宁，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257]在这里，王守仁要求为学惟心中“务求自得”，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若求圣人之道而不能自得，虽杨、墨、老、释亦无不可。这可知王守仁强烈要求教师教学要使学生能“自得”。而如何能“自得”呢？教者要善于启发学者自己去体验自家的“良知”，就是“静处体悟”、“事上磨练”及“实地用功”，都是自求于心的工夫。还要学生每听讲则有疑，有疑则思，思则能“自得”。他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258]由此可知，王守仁主张为学重“思”，然其目的是“自求于心”。若去掉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是内、外因的结合，他更重内因，教者的“点化”，不如自家的“解化”更为重要。故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259]这个教育观点，有合理的因素，反映了教学的规律性。
最后，他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责善”、“问难”，鼓励学生向教师提意见。
这不但有益于学，且有益于教，可以作到“教学相长”。他说：“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260]他为了打破学生的顾虑，还十分谦逊地对弟子们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最后，他还宣布：“诸生责善，当自我始。”[261]有一次他的弟子问他，孔圣人是否也“相助望门弟子”，王守仁回答说：“亦是实语。”并认为：“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262]从王守仁的师生“责善”和“问难”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和协、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他本人就是平等师生关系的实践者，具有教育家的风度。王守仁对教师的一些要求，有许多合理的见解，反映了教育和教学的共同规律性，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