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的书院教育活动
陈献章的一生，政治上极其平凡，学术上却颇具特色。作为明代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活动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的普遍情形。
明朝初年，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所利用，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化，被确立为统治思想，成为明政府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规矩准绳。熟读程朱理学以应科举，自然成为一般知识分子跻身统治阶层的基本途径。陈献章当然不能例外。他在弱冠之年（正统十二年）充邑庠生，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次年入京赴春闱，下第，中副榜进士，告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年），他再赴会试，又以失败告终。两次失败的挫折，无疑给这位锐意科举的青年学子泼了一瓢凉水，科举意识淡化了许多，反倒增添了几分追求学问的诚意，此后不久，他便投到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门下，发愤求学。然而，吴与弼毕竟还是一个程朱之学的信奉者，虽学识广博，也不能彻底满足这位锐意求新、已不满于程朱之训的年轻人了[1]，陈献章所渴求的，并不是浩渺无涯的圣学古训，而是穿连于其中的一贯亡道、用力之方，所谓“入手处”。这种学术追求，已初步显露出走向易简工夫的端倪，这当然是吴与弼所无能为力的。但若据此断言，吴氏之学对白沙全无影响，也不符合实际。当然，白沙自得用力之方，还是南归以后的事。
陈献章从游吴与弼仅历时半年，即南归故里，开始了独立探求入学之方的生涯。正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后来他回忆说：
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如是者累年，而卒无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2]
陈献章之所悟，即其以心为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静坐中养出个端倪”的心理修养法和“求理于吾心”的自得之学。勿庸置疑，陈献章心学理论的建立，是以他早些时候的发愤用功为前提的。但他对这段生活的回顾，却从理论上割断了这一天然的联系，因而是非科学的。然而，正是这一非科学的总结，导致了一个划时代的选择，成为开创有明一代新学风的开端。此后，陈献章虽做过官，但均系因人屡荐不得已而为之，仅为虚衔，且时间很短，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学中渡过的。
陈献章一生所从事的是书院式教育活动。其主要讲学场所有碧玉楼、江门钓台、小庐山书屋和嘉会楼等。
小庐山书屋 亦称小庐山书院。成化二年（1466），参事伍希渊、佥事戴中欲捐资为陈献章建新居，被其谢却，改筑书院，以供四方来学者居住、学习。
碧玉楼 成化二十年（1483）起，陈献章在此讲学。
江门钓台 弘治七年（1494），湛若水初游白日沙之门，陈献章筑钓台以居之，遂成为讲论之所[3]。
嘉会楼 故址在今天的江门市白沙公园，位于新会县东南二十里许，地名曰白沙之江湄。陈献章晚年时，御史熊达拟于白沙乡为建“道德坊”，以为学者风范。于是改建此楼。其弟子张诩在《嘉会楼记》中记有
白沙先生倡道东南几十年矣，天下之士闻风景从，而凡东西来往与夫部吏过往者必谒焉，村落茅茨土栋至无所容于客。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夏六月，巡抚广东监察使熊君成章始谋创楼为衣冠盍簪之地……百工力作，浃数月乃告成。地凡若干亩，楼凡三楹，高若干丈，广如之……山环水绕，足称名胜[4]。
嘉会楼同小庐山书屋一样，除用于接待来访者外，也是与宾友、弟子们讲学聚会的地方，“当事为韧嘉会楼，及门宾友相与相论不倦。”[5]从张诩的记载来看，其规模相当大，且环境优美，是白沙讲学之所中最大、最好的一处。
在陈献章的一生中，还有两件事因与讲学有关，需特别提及。其一是，他有所悟后，曾于成化二年（1466）复游太学，祭酒邢让以和杨龟山的《此日不再得章》为试。由于陈献章自觉地将自己的心学主张贯穿于诗文之中，且构思巧妙，文字优美，使邢让大为赞叹，惊曰：“即龟山不如也。”这一高度评价顿时轰动京师，“人皆以为真儒复出……罗一峰、章枫山、庄定山、贺医闾皆恨相见之晚。医闾且禀学焉。”这件事提高了陈献章的声望，奠定了其大儒地位，成为推动其讲学的有利条件，“归而门人益进。”[6]其二是，他辞去白鹿洞书院之请。随着陈献章讲学声望的提高，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江西左布政司陈炜等修复朱子讲学之白鹿洞书院，特遣专人敦请陈献章出任该院院长，以为十三郡者师，被他婉言谢绝。
这固然表现出他与朱子学的疏离，但也表明，由于他自己的思想与程朱理学相左，他不愿在朱子学者遍天下的情况下与其正面交锋，此乃远祸之法，体现了陈献章为人处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