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观书

陈献章虽然认为“为学当求诸心”，“静坐”是求“心”的主要方法，但他也不否认需要读书，不否认“学以变化习气，求至乎圣人而后已。”（卷一《古蒙州学记》）但他主张“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说：

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卷一《道学传序》）

陈献章的“以我观书”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涵义是一样的，即认为六经所阐述的道理，即是我“心”的内容。读经在于明了其精神实质，使我心与六经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基于这种理解，陈献章和陆九渊一样，并不主张多读书。他说：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卷五《赠羊长史寄贺黄门钦》）

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卷八《题梁先生芸阁》）

陈献章还主张学贵自得。他认为，所谓“道理”，是自得于心，不是言语可表达的。这种自得可能是对世界和自我某一方面的洞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因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他说：“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卷二《复张东伯内翰》）基于这种理解，他也不主张著书。他说：

他时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卷八《留别诸友》）

甚至认为“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语也。”（《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李承箕文集》）故他说“真儒不是郑康成”（卷八《再和示子长》），传注章句皆是“百氏区区赘疣苦，汗牛充栋故可削”。（卷八《题梁先生芸阁》）

陈献章江门心学的思想内容大致就是如此。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在宋明理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开始了明代学术局面由初期的朱学统治向中后期的心学风靡的转变；并且它和后起的王守仁姚江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精微”二字正是陈献章思想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