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形式的初步形成

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标志，它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中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武术文化形式。当然，这种分离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

研究先秦时期的武术，我们看到了武术与舞蹈二位一体的现象，以至我们不得不发出诸如“武乎？舞乎？”这样的感叹。事实上，“武”与“舞”的古音义是相通的，《释名·释言语》：“武，舞也，征伐动行，如物鼓舞也。”《谷梁传》中庄公十一年“以蔡侯献武归”，而《左传》中此处作“舞”，是其证。这一点，说明至少在先秦时期，武术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形态，还没有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早期的“武”，主要表现在军事活动之中。奴隶社会统治者主张“文武俱行”，实际上是充分认识到了“武”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为此，就必须加强军事武艺训练，即所谓的“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有关的记载不少，如“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月令》）每逢出征作战前夕，“则命大司徒教士以甲车。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礼记·王制》）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军队进行训练，由于战争的频繁，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一般人也进行训练。马克思说过，“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事业，是兵士的学校。”奴隶制的西周，农村的地方单位是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奴隶们（庶人）平时耕作，农闲进行训练，战时则为士兵。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反映在练兵习武活动中，从形式、内容到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并对后世影响甚大。恩格斯指出：“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562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的初步建立，铁器广泛使用，车战向步骑战过渡，这就产生了与步骑战相适应的铁制兵器。由于作战需要，武器向多样化发展，加之武器形制的变化，使用的技术方法也随之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文武分途”，十分有利于武术的独立发展和大批习武人材的涌现，各国统治者对“拳勇”、“技能”、“技击”的提倡，使“相搏”、“斗剑”等初级的武术比赛形式得以出现。

秦汉三国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在较长时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武术逐步与军事技术相分离开并开始向竞技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汉代，以竞技形式出现的武术比赛已不少见。在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上有一“对刺图”：左一人手持戟向前刺，右一人前倾，右手拿剑，左手执钩镶推挡，身后刻有一株树木，其情其景，很像已被对方逼于树下，还手反击对方的进攻。在河南省唐河县一汉画像砖中发现了一幅“击剑图”：二人各持长剑相击，其一人握一钺，将前面一人的帽盔砍至空中，由于用力过猛，钺柄折断而人向后倾。此图生动地表现了武术对击的惊险场面。这些文物图象所表现的不大像套路对打的演练，而是对抗性的攻防格斗。可见，该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招一式的武术形式，但它仍未脱离军事技艺中“着着实用”的特点，而作为中华武术不可缺少的表演艺术性，在这个时期还不太突出。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经历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大融合。原处西、北边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政权；北方汉人大批南渡避乱，这又引起了南方的民族变动。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杂居，形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对武术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羂索和矟为例：西域民族把牧猎用的羂索（套索）引入了战场，如《晋书》卷122所说“胡便弓马，善矛稍……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唐代僧人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里也提到龟兹人每年七月初，以“羂索搭钩捉人为戏……七日乃停。”显然，羂索与武术中的套索、飞抓等软器械的形成发展有很大关系。矟，本是中原一带的传统兵器，汉代刘熙《释名》记载：“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此时也在西北少数民族中间流传，如《宋书·武帝纪》称：“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稍。”梁简文帝《马矟谱》序中说：“马矟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稍已成艺。”这反映出当时交流传播的情况。

该时期宗教、玄学的盛行，对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武器之一的剑被作为具有神秘色彩的法器；而流行在贵族阶层的享乐观念，则对武术的娱乐性有极大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地发展。唐代开始实行武学制，并用考试办法授与武艺出众者以相应称号，如“猛殿之士”、“矫捷之士”、“技术之士”等。而每个称号都有具体标准，如“猛殿之士”要能“引五石之弓，矢贯五扎，戈矛剑戟便于利用”等。这一通过考试选拔人材的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练武活动。当然，唐代的武学人材，主要还是偏重于军事技能。该时期器械发展的主要特色是随着步骑战的发展，作为军事技术的剑被刀代替，而作为武术的刀、剑等技术开始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