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侠之信

《说文解字》：“信，诚也”；“诚，信也”。信、诚互训，自然是说诚实可靠就是信守诺言，二者一也。在氏族制下，先民对氏族传统和习俗的遵行是质朴而自觉的。人与人之间无所谓欺诈，也就无所谓“信”。往后，夏、商、周三代，氏族血缘关系和政治制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为宗法和分封制度。个体的自由人格被严重压抑，上至天子诸侯，下至臣众仆隶，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几乎与生俱来便被礼法所固定，并不需要什么“信”来约束和规定。信的道德观念发达于春秋时代。这显然并非偶然而有着特殊的原因。春秋时代，政治权力交替频繁，且不再是一个中心而呈多元化状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最高权威名存实亡，上下君臣关系随时可能更替变化。新的经济土地制度还导致了新的财产关系。人们自由的天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恩格斯说：“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激荡着活力然而又充满矛盾的社会需要一种契约来维持，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人身关系又使这种契约的签订成为可能。“信”便作为这种契约的一种观念表现而出现了。

“信”在儒家先贤孔子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论语》中，他对信有过很多论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论语·为政》）“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同时期的《左传》中，“信”更是处处可见。君臣之间、国君与人民之间、诸侯国之间，甚至人神之间的关系，都靠“信”来维持。

信与侠同时发达于春秋时期，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自由，这一前提或环境是它们共同的催化剂。侠之所以为侠，首先是因为它的自由的人格特征。自由人，只能在契约中表现责任和义务。所以司马迁论侠，大谈特谈的首先是侠客的“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矣。……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史记·游侠列传》）

法家是轻蔑“信”的。商鞅视“诚信”为“六虱”之一。韩非信奉“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韩非子·显学》）并不在意“信”的道德约束力，而强调专制君王手中法、术、势之下臣民的俯首贴耳。封建专制制度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重新恢复为既定，“信”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后世帝王，内法外儒，虽然表面上“信”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仍有一席，但实际上已无什么实际意义。

侠客出于对封建礼法的蔑视，其行为自由不拘，从而“信”成为侠的重要内涵，守信用、重然诺成为侠客及尚侠的中国武林的传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是武林俗尚。为实践诺言，不失信于人而不畏艰难险阻，甚至甘愿牺牲生命、只身赴死的事迹，历代多有所闻。著名武术家佟忠义所书《武士须知》云：“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德之源。昔季布一诺，楚人许以千金；关公三约，匹马终于归汉。可见古人于守信赴义之道，虽利诱势胁，不能变其志也。比年世风日下，人心日坠，尔诈我虞，转沾沾焉以手段自诩。正道不存，可为浩叹。深望武门同志，各自振拔，务须一言既出，努力躬行；大义当前，至死不顾。则矫正颓风，庶有望乎。”显然，时至今日，守信重诺仍然是武德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