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娱乐性的形成

武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进入娱乐领域的，换言之，武术的娱乐性因素是在何时形成的？显然，其具体的时间今天已无法详考。或许，原始人在对原始武术的演练中，就有其娱乐的动机。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劳动、战斗和宗教是集体的，反映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始武术活动也是集体的和多种寓意的，即是狩猎训练、军事演习，又是宗教仪式和丰收的庆典。那些好猎人、好战士也就是善舞不倦的能手。越是勇武好斗就越能得到异性的欢心。这足见在原始武术中即含有娱乐的成分。

不过，武术真正以娱乐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应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由于阶级的形成，社会分工的发展，娱乐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这在上层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夏启的“娱以自纵”，商纣的“惟耽乐之从”，大概是古代上层统治者纵情声色游乐的先例。到了西周时期，上层社会已普遍把射箭、打猎、跳舞等娱乐视为贵族生活的一种象征。统治阶级在娱乐方面的大力投入和追求，导致了娱乐项目的日趋多样化。当时在宴会中经常举行的宾主一起跳的“大武舞”、“干戚舞”、“弓矢舞”等，就是一种武术与舞蹈结合的娱乐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积极开展带有军事目的的娱乐活动，统治者之间常常举行斗剑、角力的比赛，借以娱乐。又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有力好戏……与孟悦举鼎，绝膑。”秦武王对这种军事娱乐的喜好，几乎到了玩命的地步。

武术的核心是技击，其活动形式带有较大的危险性。因此，上层封建统治者除了亲自参加各种武术比赛以外，更愿意从观赏中，即别人的搏斗中获得刺激和满足。于是，一种以观赏残酷的斗剑而作为享乐的方式，开始在上层社会中盛行。据《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书中还描写了斗剑时的情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这种利用剑士斗剑互相残杀的娱乐，正如古人所说的“无异于斗鸡”，完全失去了武术比赛的正常意义，已变成了统治者的兽性享乐。

人与人斗的刺激性似乎还不能满足统治者的欲望，因而统治者们还让人与野兽相搏，以便从中获得更大的乐趣。早在殷周奴隶制时代，勇士力搏猛兽就是贵族田猎时的主要观赏项目；而大规模广设兽圈，并使之成为人与困兽搏斗的竞技场的，是西汉帝王。洛阳出土的汉彩画砖中，有“上林虎圈斗兽图”，郑州新通桥西汉墓出土的画像空心砖上也有一幅“刺虎图”，图中猛虎狂扑而来，一人持剑迎刺。这幅图与乐舞图并列，可见“斗兽”作为戏乐的意义十分明显。东汉文物中更常见斗兽的场面。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砖中有一幅描绘勇士与犀牛搏斗的图画；还有一幅图表现了一人同时徒手力斗一牛一虎的情景。汉赋中也可见有关斗兽的描写，如枚乘《七发》：“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褐身薄。”又司马相如《上林赋》：“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搏斗之人，或为宫廷武士，或系被俘的胡人。元延二年冬，在长杨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斗兽表演，杨雄《长杨赋》中记叙道：“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斗兽圈非常深，斗圈者必须“悬下圈中”。如此坚壁的深穴，虽可防止野兽逸出，但斗兽者的生命也只能完全系于自身的勇力了。《三辅黄图》中说：“兽圈上有楼观。”于时，“上幸虎圈观斗兽，后宫皆坐。”（《汉书·外戚传》）观看斗兽成为整个宫廷风行的娱乐活动。与古罗马帝国盛行的角斗之风对照，这些高踞楼观之上，簇拥后宫嫔妃，观赏人与猛兽生死搏斗以取乐的帝王贵族们，不是也很有些野蛮残虐的奴隶主气味吗？

秦汉时期，武术的娱乐性已初步形成。“秦始皇并天下……郡县兵器，聚之咸阳……讲武之礼，罢为角抵。”（《文献通考》卷149）这里的“讲武之礼”，指的是春秋战国时的军事武艺活动，这时候开始由“礼”向着“戏”的方向发展，成为百戏表演的重要内容了。《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俳优之观，李斯不得见。”秦二世观赏角抵戏，如此入迷，由此可见先前的“讲武之礼”，在秦宫廷中已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了。所以班固发出了“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汉书·刑法志》）这样的感叹。汉武帝元封三年、元封六年，均举行了大规模的百戏表演，其中就有包括摔跤在内的武术活动。史载汉哀帝不喜乐舞，下令罢乐府，但“时览卞射武戏”，唯独对武术的表演有浓厚兴趣。在他眼里，看武术胜似观赏乐舞，常常是忘乎所以。（《汉书·哀帝纪赞》）

角抵戏的兴起，可说是武术真正作为艺术形式进入娱乐领域的标志。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武术一方面作为人们身体力行的娱乐活动，在社会大众中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武术无论是与戏曲，与文艺的结合，还是成为江湖卖艺的内容，均以其精采的形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