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对道教文化的融摄

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摄，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武术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摄、吸收某些宗教的学说、理论和修习方法，使其成为武术自身的内涵性成分和内容，甚至这些宗教理论和实践方法本身直接同武术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为全新的武术文化一技术体系。

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一般认为，与武术关系最密切而且促进作用最大的应首推佛教少林寺。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佛教对武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主要是外在的而非内涵性的。真正对中国武术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影响的恰恰不是佛教，而是有关武术史料中较少提到的，武名并不显赫的道教。在现存武术文化中，除了祖述渊源和门派承袭外，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层次上，都很难找到佛教理论和修习方法的痕迹。也就是说，佛教并未真正渗入和进到武术文化的内在结构中去。相反，道教虽然在外在促进推动武术发展作用上不如佛教，而在思想、精神、理论以及修炼方法上对武术文化的内在影响和渗透方面却远远大于佛教。道教的宗教精神、理论和修炼方法被融摄进了武术文化的内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武术文化的内涵性构成。

道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土生土长的汉族宗教。它以民间原始多神崇拜为基础，以先秦神仙思想为内核，以道家理论为武器，杂糅民间各种方技之术并吸收模仿佛教的组织仪式，形成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广泛影响和深刻作用的本土宗教。由于道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宗教，因而它较之不具备完整宗教形态的民间宗教以及外来的佛教更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此，鲁迅曾深刻指出：“中国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武术文化与道教文化同发源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因而道教文化能够较之官方化的儒家以及外来的佛教更深入到武术文化的内涵中去。

道教徒习武的记载在史籍上远不如佛徒多，其主要缘由是道教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少林僧那样一个宗教武术集团。道教名山武当山虽于近年来考查整理出来一些拳械功法，但武当道教武术无论在名气上还是内容上都确乎远逊于少林。史籍中很少有武当道士习拳的记载就是证明。在史料中，倒是有其它一些地区道士的零星习武记载，如明人李昌琪《剪灯余话》中有《青城舞剑录》，言元至正间有隐居西蜀青城山的道士真本无和文固虚二人“通剑术，晓兵，深于智略，号文武才。”明人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中有《峨眉道人拳歌》，详述其在峨眉山观道士练拳情景。明人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云宋代武当丹士张三丰曾创内家拳。清代民间结社和团体中有不少精于武术的道士则身其间，如嘉庆年间有道士翟玉湖在德州一带教人“学习拳棒，名为梅花拳”（《录副挡》，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十陈预折）。光绪年间有郭姓道士从江南来到热河建昌一带建立金丹道，设立“文武合场”，其中武场称为武圣门，专习武术技击（《朱批挡》，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李鸿章折）。其时在山东单县城“有王道士者，大刀会会魁，孔武有力，兼通旁门，诡言符咒一诵，水火刀兵皆不能加害，信者颇众”（《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六）。光绪七年，在直隶威县又有道士张恩崚“教人降神过阴学习拳棒”（《录副挡》，光绪九年十一月陈士杰折）。

道教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主要并不表现为出现道教武术集团或众多道教徒研习武术上，如同佛教少林寺那样。相对来说，道教文化对武术的作用和影响层次更深，范围也更广泛些，主要表现在思想层次、技术层次和内功修炼层次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