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方式的演变与武艺的发展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我国古代殷商时期即以车战作为战争的主要方式。殷代的战车已与周代战车相同：独辕两轮，四马驾挽，车上的甲士多为三人.一人居中驾御战车；一人居左，称“车左”或“甲首”，为战车之长，持弓主射；一人居右称“车右”，持戈（或矛）与盾。车后配步卒若干。西周至春秋车战之体制大体与殷代相同，只是车后步卒逐渐增多，至春秋时已增至数十名。西周春秋时期，车战为战争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为兵家所重视。《孙子兵法》论作战把战车置于首位：“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六韬·均兵》也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认为战车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武器。为适应车战需要；西周培养贵族子弟的武士教育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有关武艺的射御之学都是用于车战的。当时的兵器武艺除射之外，还有戈、殳、矛、戟等，都是车战使用的长兵器。

至春秋时代，战争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车战走向衰落而步兵与骑兵的作用日益增强。战车在战场上逐渐让位与步兵、骑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地域与规模日益扩大，在中原辽阔平坦的战场上进行阵地战时，战车当然能充分发挥威力，但当战场逐渐发展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乡与丘陵地区时，笨重庞大的战车便无能为力了。再加上春秋之后农奴、平民大量入军，使步兵的人数大增，步兵在战场上的作用日益重要。正如《汉书》所云：“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而“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泾川丘阜，此步兵之地也。”（《汉书·晁错传》）

为适应作战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反映在武艺上便是适合步战所用较为轻短的兵器逐渐代替车战所用的长兵器，在武艺上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剑与刀的兴起。

剑在中华武术史上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是最受人喜爱的武器，是具有多种功能的武术器械。考古资料表明剑起始于西周末而大盛于战国时代。《释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指出剑主要是一种近身防卫性短兵。随着步兵的兴起，轻便而锋利的剑比之戈、戟等更适合步卒近战之需要，特别是江南吴越等地剑术得到更大发展，吴越亦成为自古以来盛产名剑之地。至战国时，剑术极为普及，出土战国文物“水陆攻战纹铜鉴”图案中战士所用武器除了弓矢、戈、戟等外，几乎人人腰佩短剑，证明剑为当时军中必备武器。这极大地促进了剑术的发展，使剑术在中国武术开始形成的春秋战国时代便成为最具特色的代表性项目。

秦汉时期，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增大，骑兵跃马冲锋时最先使用较多的仍是剑，为了便于劈砍，铁剑逐渐加重加厚。至西西汉时期，出现了环柄的长刀，这种专用于劈砍的短柄刀，刀脊厚而无刃，其实是由剑演变而来。至汉末三国时期，刀成为战场上最主要的兵器。陶弘景《刀剑录》载：东吴孙权于黄武五年（226）年精工制作长近四尺的刀万口。蜀汉诸葛亮亦“令蒲元造刀五千口”。“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剃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诸葛亮集·别传》）汉末以后，刀成为古代战场上主要兵器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刀的出现并取代剑在实战中的地位，是战争方式决定武器发展演变的又一典型例证。

当刀流行并使剑逐渐退出战场之后，剑术成了武术的重要项目，不但没有衰落，相反，它在古代历史文化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功能。从先秦以至近代，剑成为荣誉与地位的标志，为王朝官员之佩带物。剑术成为武术的主要项目，不但是健身、娱乐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英雄主义侠义精神的表征，多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喜好剑术。“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李白的诗句充分表现了剑所代表的壮志豪情。此外，剑术还与道教结合，它不但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法力的代表，而且进一步与神仙结合出现了“剑仙”，成为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剑的这种多功能，正是武术文化的多种社会作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