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与武术的同源与交流
中国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带有鲜明的技击性，这一基本特征使武术与军事在根本性质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考查原始时期人类技击的萌芽，可以发现原始的生产、战斗、教育、祭祀、娱乐等活动的紧密交织与混沌一体。技击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在使用简单工具的同时，便逐渐形成跑，跳、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基本技能。《越绝书》记载远古传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吕氏春秋》说：“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这些史料表明木棍、木矛以及石刀、石斧等是最为古老的兵器。原始先民就是凭借这些武器与兽斗、与人斗而开始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不断积累技击的技巧与经验，这便是武艺的萌芽。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青铜的使用。《孙膑兵法》云“黄帝作剑”，《世本》说“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这些古代传说表明进入青铜时代武器品种增多，质量有极大提高。伴随武器的巨大进步，人类使用武器的技巧亦有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氏族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战争，更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武艺的演进。战争要求有精良的武器，更重要的是要求战士具有孔武蛮健的体质与较高的技击技巧，这就决定了原始武艺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强健体魄，训练一定的技击技巧，以应生产和战争的需要。
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首先，它们是同源之水，同本之木。原始武艺的出现既是军事武艺的产生，也孕含着武术的萌芽。其次，当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进入繁荣与成熟阶段（大致为春秋战国时期），武术开始从军事武艺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以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第三，武术从其母体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之后，并非从此与军事武艺绝缘，相反地，在整个武术发展过程中，仍然与军事武艺有着极为紧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这后一特色，致使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武术与军事武艺根本就是一回事，无法分开，而且在许多场合也是只能把二者合在一起来论述。
武术与军事武艺相分离，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这是武术本身在发展过程中若干独自的非军事武艺所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大致说来，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野的主要表征有如下数端：
其一，从社会功能看，军事武艺的功能主要用于战场，杀伤敌人保全自己是军事武艺的唯一功能。武术的技击性特征使它仍具有上述与军事武艺相同的功能。但除此之外，武术尚具有更多的社会功能，其最著者即武术的健身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武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与多种文化形态相互渗透结合的功能。武术充分地吸取古典哲学作为思想营养以形成武术思想，武术能与宗教文化、养生文化、娱乐文化以及伦理文化、社会心态等等相结合，发挥出多方面的社会作用。本书各章是就对武术文化的此种特色的阐述。这些特色与作用，是武术文化千百年来历久不衰且日益获得更加广泛的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
其二，从技击特色看，武术与军事武艺虽然都具有共通的技击性，但二者的技击性有着明显的分别，即军事武艺的技击强调实战性，因而动作较为单一；而武术固然也强调实战，但由于武术战略战术思想的丰富性使其实战的技击变化极其丰富多彩，特别是武术发展成熟之后，各拳种、各流派的实战技巧演进得千变万化。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军事武艺立足于以阵战为主要形式的集体性，而武术技击技巧全都是以个体对个体为前提的。这种技击上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同构成了军事武艺与武术在技术上的巨大差异。
其三，广泛地流行于民间，也是武术区别于军事武艺的标志之一。下面从一些典型的史料中具体考察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异同及它们的相互联系。
大致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期民间武术勃然兴起。据《管子》等书所记，春秋时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多次责令地方官吏注意发现并荐举武艺出众的人才：“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管子.小匡》）这表明齐国民间有着不少武艺出众的人。齐国民间武术的流行使它得到“齐人隆技击”（《荀子》）的评价。在南方荆楚吴越之地，轻便而锋利的剑更适合南方丘陵河谷地区的需要，因而有较大发展。《史记》云：“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史记·范睢列传》）现代考古出土古剑，以楚地为多可为物证。《周礼》曰：“郑之刃，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说明这各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的特色而形成不同的武艺器械。《吴越春秋》中有一则民间剑术家的史料：越王勾践思练兵图强，相国范蠡给他介绍了一位民间剑术家越女，越王召见之后，对她的剑术十分佩服，即请她教授军中习剑。这表明民间武术仍有实战的作用，与军事武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不少史料表明武术的娱乐性质愈益居于重要地位。《庄子·说剑》里记载了以斗剑为乐的情况：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多百余人，好之不厌。”赵文王的喜好观赏斗剑，丝毫没有练兵图强之类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残酷的享乐。正如庄子批评的，这类斗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类似以武术为娱乐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列子·黄帝篇》记有范氏收养不少游侠之辈，常常互相搏斗以为戏乐。这些“剑士”、“游侠”亦可说是最早的以武术表演为业的武术家。
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野的最重要的标志如前所论是二者在技击性质上已有了不同。军事武艺的技击主要是实战性、集体性，而武术的技击除实战性外，还具有娱乐性，而更重要的是其个体性。古代战争自殷周以来即重视队伍的编制与作战的阵法。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出征伐纣之前谆谆告诫战士们应随时保持作战队形行列的整齐，每击刺四至七次，便停一下以整齐行列。古代作战编制，殷代是以十人为最小单位，周代是“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军队都是按一定的排列队形——阵参加战斗，故古代兵书多论“阵法”，战士作战完全按号令集体行动。《孙子·军事篇》：“夫鼓金旌旗者，所以一（统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说明军队用击鼓鸣金及旌旗等指挥作战，强调行动的高度统一，形成牢固的集体，以保证作战顺利。个人只是整体的从属，“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一切行动都是队伍的集体行动。因此，这种集体作战方式对技击技术的要求只能是简单实用，因而民间武术所发展出来的种种进退开合、闪展腾挪以及套路花法等等，在战场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这一点有极精辟的分析：“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千百人列阵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跳动？一人回头，大众同疑，焉能容得或进或退？”这段话充分说明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具有多种技击技巧的武术并不适合集体性的大规模的阵战。
《荀子·议兵》是一篇可贵的古军事学著述，其间也讲到不同的武技只适用于不同的范围与场合：“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荀子在分析什么样的兵最能战斗时指出：齐人虽然重视技击之术，并且以斩敌首级多寡论赏，但这种凭个人本领对付弱小的敌人或许勉强可行，如对付强大的敌军就不行了，就会如鸟兽散，溃不成军。荀子甚至称这种只知个人勇技的为“亡国之军”。由此可见，齐国流行的以个人技击为特色的武术在战场上是不适应的，这便是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差异之处。
武术从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之后，在广泛的流行中得到迅速发展，这种以个体性为特征的技击术有了巨大提高，并且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技击理论。这些技击理论充分说明了武术的个体性特征，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庄子说剑及越女论剑的剑术理论，均为典型的武术理论而非军事武艺理论。《庄子·说剑》的著名击剑理论是：
“亦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段击剑要领被认为是武术技术理论的纲领，其基本战术思想是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很显然，这种技击的策略与方法只适合于个对个的较技而不大能用于大规模阵战。又如《吴越春秋》记载越女见到越王时也讲了一番剑术理论：
“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具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免。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
这段似乎经过文学加工过的剑术理论带着几分神秘色彩与夸张笔调，但其基本精神是强调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基本战术思想亦是用阴阳、开合来说明进退攻守，高度灵活敏捷而从容镇静。这与庄子说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理论，也只能是武术表演或个人间较量，是武术赛场上斗剑经验的总结，与战场上的战斗迥然不同。这些武术理论充分表明，武术从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之后乃沿着自己的特色而向前发展。
在我们考察兵家与武术这两种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时，必须强调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武术与军事武艺分野之后，这一对古代战争文化的孪生姐妹自始至终存在着极为重要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它们尤如同源的两支河流，时而汇合，时而交叉，时而又奔向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归宿。自远古至近代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武术与军事武艺的这种亲密的血缘联系始终显著地存在。而它们的这种相互作用及其意义，正是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武术与军事武艺的交互作用，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战争方式的演变，如自殷周至春秋战国从以车战为主演变为步兵为主，这些演变直接影响着武器的使用与改进，从而对武术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其二，历代无论施行何种军事制度，均需从民间征集士兵，一方面，军队选拔技勇之士的条件与标准对民间习武的内容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选拔入军的武士又常将民间武术中适合军事武艺需要的技术带入军中，从而有助于军事武艺的发展。其三，军队对武艺的研究与训练促进了军事武艺的不断提高，而当战争平息，大批将士解甲归田时，他们又将军中武艺带至民间，使两种体系的武艺不断得到交流与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