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浪潮:港台新派武侠小说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50年代,以1954年梁羽生发表《龙虎斗京华》为发端,盛行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台湾及海外许多地方。梁羽生、金庸、古龙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其中梁羽生的代表作为《龙虎斗京华》、《萍踪侠影》、《白发魔女传》,金庸的代表作为《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古龙的代表作为《陆小凤》、《萧十一郎》、《天涯·明月·弯刀》。
这次浪潮的兴起与港台社会的商品化发展密切相关。在商品竞争激烈的香港、台湾,市场需求决定着文学样式的盛衰。某类文学作品的读者覆盖面大,商品价值高,便会群起而效仿。港台社会生活节奏很快,人们忙碌一天后更需要放松,所以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极有市场,正如香港文学家金依先生所说的:“香港是个商品社会,人们工作十分紧张,所以娱乐性、消遣性作品最有销路,文艺性的刊物倒卖不动。”(《文学报》1985年3月7日)在这种情况下,武侠小说浪潮的兴起就不足为奇了。
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不仅在港台社会行销,在国外也流传极广。有人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欧美许多地方甚至成立了“金庸学会”、“梁羽生学会”,其成员包括大学教授。近年来,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流入大陆,顷刻掀起热潮,使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又增加了数以亿计的读者。
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的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由其鲜明的特色所决定。有人曾用“俗极而雅,奇至而真”八个字对三位大家的作品给予极为中肯的评价。(陈墨《读金庸、梁羽生、古龙漫笔》,见《文学报》1989年1月14日)如果认为他们的作品仅仅是一些“上山学艺、下山报仇”的老一套,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他们的笔下,不仅有令人神往的武功,也有史诗、画境乃至哲学。历史的真实与传奇的真实虽然不同,然而它们也有其共同的一面,即“它们都是借暂时的人来描写永恒的人。”(见雨果《九三年》)这便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成功的奥秘所在。
从表面上看,武侠小说自然不免武非真武,侠非真侠,而且情节离奇、夸张幻想。然而,也正因为其所谓的“武非真武,侠非真侠”,它们才获得了“借暂时的人表现永恒的人”,借传奇的故事表现作者的生命哲学的自由,使作品变成当代的文学神话,变成“成年人的童话”。金庸等笔下的武,是武又非武,是技又“进乎于艺”乃至“进乎于道”。金庸《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百花错拳”,《神雕侠侣》中杨过的“黯然消魂掌”,《连城诀》中的“唐诗剑法”等等,已经超越了“武技”,而使“武”进入了一种艺术境界,令人回味无穷。而《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与郭靖的“降龙十八掌”、《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等的“群邪剑法”等,则无不与其主人公的性格相关:洪七公、郭靖的堂堂正气正是通过“降龙十八掌”这种武功来表现的,而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这等权力狂、伪君子、复仇狂则性格诡异,心理变态,亦正可以从其阴森诡异的所谓“群邪剑法”这种由太监所创的剑法中看出。再进一层,金庸等笔下的“武功”,与其说是一种“武术”,不如说是“武学”;与其说是“武学”,不如说是“道”。金庸笔下的“独孤九剑”、“太极拳”,梁羽生笔下的“大须弥剑”、“追风剑”,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很有些禅思道理、哲学思辨的味道。这样,就真正成了会看者看“门道”,不会看者看“热闹”,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要求。
在文学描写方面,三位大家又以其迥异的风格而各具特色,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用武侠小说的“行话”来说,梁羽生为“正”,古龙为“邪”,金庸则介乎“正邪之间”且兼有正邪两道之长。梁羽生重“招式”,讲词法,有意境;古龙则重“轻功”、“暗器”,写得洒脱、神秘;金庸则重“内力”,真有“飞花摘叶,伤人立死”之能。金庸的武侠小说像史诗,多取材于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等这样的“乱世”,这样不仅有助于“乱世出英雄”的虚拟,也超越了这些时代的“民族冲突”及“家国之恨”,而广延于动乱世界的时代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江湖,又深沉于对乱世人生的悲悯及对东方文化精神的洞察,可谓博大精深。梁羽生则偏重于写“侠情”,尤其是“女侠之情”。他的小说有一系列的“女侠”,如《江湖三女侠》、《散花女侠》、《冰川天女传》、《白发魔女传》等等,自然是美丽的,人是美丽的,男的风流倜僮,女侠英姿飒爽,意境深邃优美,这些组成了他小说中如词如曲、如画如梦的审美意象。古龙的小说神秘曲折,无时代背景,有些干脆就是“武侠——侦探”小说,如《陆小凤》系列6册,《七杀手》等等,似可与《007》系列相比拟。
金庸的15部、梁羽生的40部、古龙的80部作品虽不见得都是精品、杰作,但就其娱乐性而言,这三位侠道高手何尝输于同时代任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