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与少林武术

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时时交融。明代少林武术的兴盛和它深受军事武艺的影响分不开，这主要表现在明代著名抗倭将领俞大猷对少林武术的贡献上。

俞大猷（1504～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人，系明代文武兼能的抗倭名将。他青年时曾从赵本学等学习兵法，又从武术家李良钦学长剑（棍术），得其精要。据俞大猷为少林寺所撰《新建十方禅院碑》与《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等文献记载，俞氏曾向少林僧传授棍法，对少林棍术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新建十方禅院碑》写道：“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棍术）。嘉靖辛酉岁，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负其技之精者，皆出见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其诀皆失矣’……即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得其真诀……今万历丁丑岁四月间，予适在京师神机营提调车兵，报有一僧求见，与之进，乃宗擎也。谓普从已化为异物，惟宗擎归以真诀广传寺僧，得其法者亦多也……”《诗送少林僧宗擎有序》记载：“宗擎回寺以剑诀禅戒传之，众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传可永也。”这些记载表明，少林棍术的复兴，俞大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俞大猷自幼学文习武，曾向多位武术教师学习请教，在长期战斗生活实践中，对多家武艺予以研究，在此基础上著出《剑经》。俞氏把棍称为“长剑”，《剑经》一书即专论棍法。此书熔铸当时众多武术家之技术特色，书中提到的武术家有李良钦、刘帮协、童琰父、林琰、乔教师等人。俞大猷认为棍法为长兵之基础：“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俞氏不仅博采诸家棍法之长，而且还在棍法中汲取了一些枪法的长处。《剑经》写道：“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不妙是撒手杀去，而脚步不进。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进步，将枪收短，连脚赶上，且勿杀他，只管定他枪，则无敌于天下矣。”俞氏汲取了杨家枪之长，又以棍法补枪法之短，使棍法尽可能达到完善。

俞氏在《剑经》中详尽分析了棍术的诸多技击术及实战方法，揭示了棍术的奥妙与真谛，并总结出许多技术要领，编为歌诀，以便记诵。《剑经》的许多技击要领，不仅对指导棍法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武术的对抗技击均有指导意义，有些口诀已成为武术技击的至理名言。如“千言万语，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一句。”“不外乎‘后人发先人至’一句”。“全书总要，只是乘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八字耳。至妙至妙。”这些技击经验的结晶对武术技击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与俞氏同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曾经与俞氏交流武艺，对俞氏棍法推崇备至。戚继光《纪效新书》全文抄录《剑经》，可见其对俞氏武艺的肯定与赞赏。他写道：“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不唯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当时的另一军事家何良臣在其重要军事著作《阵纪》一书中论及棍术时，对俞大猷亦充分肯定；“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剑经》，在学者熟心研究……久则自可称无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