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
（1）武术器械的完备及其与兵器的分离
宋代以前，所谓的武术器械实际上与兵器并无很大差异。宋代“十八般武艺”的形成，才是真正武术器械的出现。“十八般武艺”不是兵家的用语，而是流行于民间武术界的提法，说明此时期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离日趋明朗化了。古典文献中，最早说“十八般武艺”见于南宋华岳的《翠微北征录》卷七：“臣闻军器三十有六……武艺一十有八。”这已清楚地把“军器”与“武艺”分开。华岳既言“臣闻”，可见这一提法早已流行。但“一十有八”具体指哪些？华岳并未交待。我国古代较早列出“十八般”具体内容的并非兵书，而是人们所熟知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二回：“那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必须指出，在宋代，诸如戈、戟、钺、链、挝等武器，旱已不在当时的战争中使用，而完全作为武术器械在民间武术界中流传。此后，明清时期也都相继出现过“十八般武艺”的一些提法，但都大同小异，且该提法是一种很典型的武术用语，在当时的战争和各种兵书中极少看到这种提法。
（2）武术套路的涌现
武术套路在宋明时期的大量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间卖艺风气的盛行，二是武术家对套路重要性的充分认识。
宋明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勃兴，带来了社会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因而江湖卖艺之风炽热。萍踪浪迹的民间艺人为了使自己的节目吸引观众，往往以精采的武术表演取胜，特别是在城乡节令或庙会中，艺人们的表演更是形式各异，变态多方。从《三才图绘》、《南都繁会图》中的描绘来看，飞叉者、掷枪者、舞棒弄拳者，个个赤臂露膀，英姿勃勃，遍布街头闹市，观者更是如蚁如云。当时还有以套路表演为职业的女艺人，称为“女飐”，她们往往在摔跤表演之前表演“对打套子”，作为吸引观众的开场表演项目。据《梦梁录》卷二十载：“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标手之资。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覩，然后以膂力者争交。”当时把拳术套路称为“使拳”，把棍术套路称为“弄棒”，对练则称为“打套子”，有枪对牌、剑对牌等。如《东京梦华录》卷四记载：“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可见，对练的内容相当丰富多采，技艺惊险逼真。
宋明时期的武术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姿、形式多样的套路，而且对套路在练武中的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精通武术的程冲斗认为：“以前刀法，着着皆是临敌实用，苟不以成路刀势演习精熟，则持刀应用、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犹恐临敌掣肘，故列成路刀法一图……以便演习者观览。”（《单刀法选》）程氏极为重视套路演练，所著《耕余剩技》中绘有刀、棍等详尽的线路图，是至今所见的最早的武术线路图谱。套路的进一步被重视与广为传播是武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明清的武术家们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武术流派的形成
中华武术发展到宋元以后，已经形成了众多的武术流派，但由于这方面的可靠记载不多，因而对当时武术的派别、门类缺乏较为精确的统计与合理的分类。清初黄宗羲曾有“内家”与“外家”的提法，他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扑，故别少林为外家。”（《王征南墓志铭》）这个说法认为内家主静，外家主动，内家尚柔，外家尚刚。至于内外家各包括哪些拳种，文章中则缺乏说明。清末民初，武术界又常有所谓“南派”、“北派”之说，把长江以南一带流传的架式小而势紧促之拳归为南派，鲁豫一带架式大而势宏敞之拳称为北派，认为南派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为主，北派的门类较多，有弹腿（谭腿）、查拳（叉拳）、八翻、少林、长拳、迷踪、二郎、短打、地躺、劈卦、八极、红拳、猴拳等等。也有人按山川自然进行分类，如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等，不一而足。
民国初年，“精武体育会”曾将武术分为“长江流域派”和“黄河流域派”两大派别。所列长江流域派拳术有四门重手、天罡手、十字手、武士十八技、红操、黄操、短手等十八种，兵器有梅花枪、凤池刀、少林棍等八种；黄河流域派拳术有谭腿、少林拳、查拳、青龙拳、四陆拳等五十种，兵器有达摩剑、五虎枪、九节鞭、峨眉枪、对手枪、对手棍等六十三种，空手入白刃有空手夺枪、空手夺刀、空手夺双匕等三种。
总之，明代以后武术飞速发展，拳种繁衍，派别林立，表现出武术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武术文化的日趋成熟。
（4）武术表演性的成熟
中华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武术呈现出实用性与表演性两个发展趋势，二者并行不悖。宋代以后，武术的表演化有着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上花套武艺的流行，正如《水浒传》中多次提到的：“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到了明代，花套武艺蓬勃发展，这甚至给讲求实战效用的军事武艺带来若干影响。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就明令禁止士兵去学那些“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花法”武艺。何良臣在《阵记》中也谈到：“如花刀、花枪、套棍、滚杈之类，诚无济于实用，虽为美看，抑何于技哉！是以军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艺。”这些论述，表明武术的实用性与表演性二者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是它们各自的社会效用不同所决定的。面对社会上花套武艺的流行，当时有人发出了“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的哀叹（朱国祯《涌幢小品》）。然而，这些花套武艺却以其“图取欢于人”，“图人前之美观”（《纪效新书》）的特点深受欢迎，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所以，尽管有不少人从武术的实用性出发对表演性武艺表示否定，但这种狭獈的观点没能对花套武艺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
从整个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武术向表演艺术化方向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向主要是脱离“着着实用”而讲求艺术效果，但它仍是以体现武术的根本特征技击性为目的。武术的发展赋予了自己的艺术特征，使自身获得了审美价值。武术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动感、均衡的势态、恰当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深蕴的意境，无一不给人带来强烈的美的感受。武术艺术美的创造，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生活的创造，是历史的创造过程和产物。显然，用于表演的武术，在尽可能要求逼真的同时，对美感则有更高的追求，为此，需要合理地选择、组织和美化武术动作。这种有意识地改革赋予了武术艺术的美和巨大的表现力，适应了武术本身的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