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武术社团的兴起

城市是社会风貌的窗口，也是社会生活的热点。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的集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5页）市民，这一代表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往往是城市娱乐风尚的直接开创者和倡导者。

中国古代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即使在封建经济发展迅速的唐代，城市经济也不发达。这种状况在宋明时期开始得到改变。宋代以来，城市的基本布局打破了过去那种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商人可以随处开铺设店，商业街道与住宅区互相交错，“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梦梁录》卷十三）坊市制度的破坏，既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标志。明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城市的萌芽，则将古代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向高峰。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东京梦华录》称北宋都城汴京“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又《梦梁录》：“今诸镇市……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成分的变化，中唐以前，虽有少量达百万之众的城市，但城市的人口主要是官员、衙吏、军人及一般居民。向中唐以后，尤其是宋明城市里，不仅以工商业为固定职业的居民大大增加，而且流入城市的“恃商工以为活”的破产农民也充斥了城市的中下层社会，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到屋宇雄壮的坐贾，从出卖劳动的苦力到手工作坊的行东，从青楼卖笑的妓女到含辛茹苦的艺人，从拾人残羹的乞丐到仰人鼻息的帮闲，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兴起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勃兴，使社会消费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的日益增多，又为消费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说，“都市的居民，密集在一个小的空间，彼此间更容易结合。”（《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89页）密集的人口为市民建立共同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条件与娱乐需要相结合，市民们开始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娱乐社团组织。这中间就包括了不少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市民武术社团组织。

现有史料表明，中国古代城市里第一个市民武术社团当出现在唐末五代的成都。调露子《角力记》记载：“蜀郡之风，少年轻薄者□□为社，募桥市勇壮者，敛钱备酒食，约至上元，会于学社，山前平原作场，于时新草如苗，口候人交，多至日晏方一对，相决而去。或赢者，社出物赏之，彩马拥之而云，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日方罢。”这个最早的市民武术社团，专门从事教习摔跤，举办摔跤比赛和向社会宣传摔跤，即后世称的“角力社”。从文中的记载可知，当时摔跤赛竞争激烈，场面热闹，观众踊跃，大有万人空巷之势。摔跤的获胜者由角力社发给实物奖品，并乘马游行，他们常常穿着宽大的衣袍，头带贴金花帽，后边跟着一群热心摔跤的青少年。由此可见当时举办这种活动的盛况。

市民武术社团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较为典型的有“川弩射弓社”、“相扑社”、“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等。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记载可知，每社“不下百人。”至于各个社的性质，正如《梦梁录》中指出的：“非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可见，它们是典型的市民组织。市民武术社团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工商业行会的影响。宋代以来，工商业的“行”已十分普遍，《东京梦华录》说当时的汴京有“诸行百市”。从入行者身份看，上至富商大贾，下至“稗贩贫民”，以至妓女、乞丐亦莫不在行。（《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条）据《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统计，当时临安城内就有四百四十行。除京城以外，小市镇也有各种行会，故时人有“其行遍天下之势”的感叹。（赵与时《宾退录》）市民武术社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武术行会，就其职能来看也与工商业行会有相似之处，如社团肩负着组织比赛和表演的任务。当时相扑社举办的“露台争交”影响很大，迎神赛社时的表演更为热闹。宋明时期，各行会迎神赛社活动十分频繁，既为本行祈福，又有浓厚的娱乐目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计，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相扑……。”文中的“诸行”，应当有市民武术社团在内，而相扑等武术的表演，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另外，武术社团还制定了各种比赛规则。如《水浒》七十四回写燕青与任原相扑之前，“部署问他（燕青）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条读了一遍。”可见当时相扑社已有了专用于比赛的“社条”。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市民武术社团的职能何其多样，其本质都是为了消闲、娱乐。这些组织，粗看仿佛武艺巍巍，其实不然。它们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武事而设的组织，官府对它们的宽容，显然也只把它们看作一种消闲、娱乐的组织，否则是不会听任其存在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