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与民间宗教的功能性关系
武术是一种以技击为核心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必须有赖于这一社会和历史对其功能和价值进行肯定和认同。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尽管佛教曾产生少林寺僧那样的有名僧侣武术集团和传统，但佛教的价值观念和武术的价值观相距甚远。道教尽管以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对武术产生过深刻影响，但道教本身却自有一套清心寡欲、保精爱气以求长生不死的价值追求，对武术的社会功能并不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和关注。在历史上，真正从整体功能上对武术表现出特殊兴趣并对其价值加以有意识追求的宗教却是那些对封建统治阶级和政权含有明显敌意和仇视并付诸于反抗破坏实践的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在中国出现甚早，其主要特征之一是不被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所承认，仅在民间秘密传播和发展，因而又被称为秘密宗教。出现于东汉的早期道教——太平道可说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滥觞；而道教的另一源头，东汉的五斗米教在被改造为官方宗教之前也长期以民间宗教身份秘密传播。此后，民间秘密宗教不绝如缕，如五代和宋元时期的明教，元、明、清三代流行的白莲教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秘密宗教。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冲突，民间宗教勃然兴盛，出现了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圆顿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衍变出来的各种教派，如无为教、大乘教、混元教、龙天教、龙华教、收元教、清水教、长生教、皇极金丹教、天理教、清茶门教、白阳教、青莲教、圆教等等。据统计，至清代这些民间秘密宗教以及受其影响产生的民间秘密结社竟多达二百种以上，活动在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广大地区。
民间秘密宗教大都是在社会发生急剧转折和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封建统治秩序陷入深刻腐败和危机背景下，在下层民众中发生发展的。因此，它们的行为、组织、思想信仰必然同封建统治秩序以及封建正统观念发生冲突。尤其是很多民间秘密宗教作为下层民众的信仰和组织，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上多次被用作发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组织工具。例如，明教曾在五代梁末发动母乙起义，在两宋发动著名的方腊起义和王念经起义；白莲教曾发动著名的元末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起义，明末徐鸿儒起义和清嘉庆年间川、陕、鄂白莲教大起义；天理教曾于清嘉庆年间发动天理教大起义；清水教曾于清乾隆年间发动王伦起义；而清末义和团运动也同白莲教、八卦教等有极深的渊源关系。
民间秘密宗教上述政治性质和反抗行为是中国封建正统宗教如佛、道二教所不具有的。它的这种政治性质和要求决定了它与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和政权的不相容性，并导致二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乃至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武术文化之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对于佛、道二教可比拟自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如果说，佛、道二教与武术文化发生关系并非是由宗教动机所导致，并且其宗教价值与武术价值二者之间也很少相通的话，那么，民间秘密宗教则对武术表现出直接的功能追求和价值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动机因素。从这点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武术文化与民间秘密宗教之间的关系既不像与佛教那样是粘附性关系，也不像与道教那样是融摄性关系，而表现出一种功能耦合和价值重合的关系。中国古代民间秘密宗教出于其反抗封建政权的政治动机以及组织、吸引、聚集广大下层民众的需要，对武术的技击价值予以高度肯定和认同，并通过宗教组织系统将这种需要和动机转变为武术实践行为。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进行有组织的武术活动，有史可查者最早当属明万历年间一度活跃在北方冀、豫、晋、鲁、陕及四川的闻香教（又称东大乘教）头领于弘志所组织的武术集团棒棰会。闻香教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由滦州石佛口王森所创。据《明史·赵彦传》和黄尊素《说略》等史料记载看来，王森所建闻香教在当时已形成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政治色彩也较浓厚，以致万历二十二年明朝廷逮捕并处死了王森。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于弘志等继续秘密传教，终于于天启二年发动了被封建统治者惊呼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的闻香教大起义。在这场起义的准备和组织过程中，于弘志秘密组织并训练了一支专门习武并从事武力活动的武术团体，号称棒棰会。这可能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建立武术集团之发端。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八月，山东寿张、堂邑爆发了清水教起义。其教首王伦是寿张党家庄人，自身善长武术。他诡称曾遇异人授符篆、召鬼神诸法，又宣称黑风劫到来，入教即可避祸，广召徒众。清水教奉弥勒佛和无生圣母，宣称“圣母降身，刀枪不入”。王伦清水教除利用治病医疗、降神符咒等吸引群众外，主要通过教授拳棒、气功、辟谷等术来扩大影响和作起义准备，因而清水教内分文场和武场。文场领导武场，教徒称为文弟子，主要习炼气功。武场教徒称为武弟子，主要练习拳术和各种器械武术。
八卦教是清代最重要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从乾隆年间一直活动到清末，徒众遍布华北。它以古代的八卦为组织形式，表现出对封建政权强烈的叛逆性质和反抗性质，一直为清政府视为心腹之患而屡遭严禁和镇压。嘉靖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实际上是一场八卦教起义，而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也属八卦教系统。习武和练气功一直是八卦教的固有传统，其内部分为文卦和武卦。嘉庆十一年，浙江绍兴人林清被教徒推为首领，主坎卦，后又总领八卦和文卦，称为文圣人；由河南滑县人李文成掌震卦，并管除坎卦外之七卦；又推精通拳术枪法的冯克善总领武卦，称为武圣人。冯克善领导武卦，主要教习教徒的武术和气功，并组织武装集团，以为武装起义作准备。这种习武传统一直流传到清末，成为义和拳的主要渊源。
青莲教是清嘉庆以后流行于川、陕，甘、鄂、湘等地的民间秘密宗教。曾多次在各地组织反抗和起义。青莲教信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诵《无上妙品经》，有三皈五戒，并提倡“运气坐功”。其内部分为青家、红家和黑家，其中黑家是专门从事武力活动和习练武术技击的团体。道光年间，四川南川县韦绍闲弟兄和罗声虎弟兄等在云南开化府（今文山县）经商，遇同乡陶月三传以青莲教，陶“传以符水治病术”，“只用清水一碗，烧燃檀香，在水碗上画符念咒，吃水之人，即有神附体，自能打拳弄棒，名为少林神打。男女皆可学习。”（《清档·朱批折奏》，道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川督戴锡三折）韦、罗等返南川后，广为传授，“从习日众，皆赤贫无赖，遂倡亲联（青莲）教。”（民国《南川县志》前事志）次年，韦、罗等人即率众起事。青莲教内也是巫风与武风、巫术与武术并行。史载其“教分文武，文斋武荤，名曰文武合场。”（《录副档》，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史成刚折）文场从事画符扶乩，托言圣贤仙佛临凡，动员起事；武场“习练咒语邪法”，私造刀铳军器，习练拳棒武技，从事武力活动。
除上述三教外，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中还有很多皆是巫、武并行或巫、武杂糅。如清咸同年间，四川由青莲教演变而来的灯花教和红灯教“以照光、拜灯、拳勇各术”宣传徒众（《灌县记初稿》卷二），故红灯教又称为“阴操”和“神打”。在北方关内外有金丹道，吸收道教内丹之术，“讲究坐功运气”，并模仿青莲教和八卦教，建立“文武合场”。文场以吃斋修善、调心养性、躲劫消灾吸引群众；武场称为武圣门，专习练武术技击，其中尤为倡行的是硬气功“金钟罩”功夫，宣扬“入教习术”，“枪炮不能伤身”。其它如闻香教、先天教等都是巫武并行。
明清民间秘密宗教巫武并行之风也是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滥觞和渊源。起源于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组织源流本身十分复杂，其主要有三：一是由大刀会（金钟罩）拳会系统演变而来，二是从梅花拳——义和拳传播下来，三是从神拳发展而来。就这三个系统发展的源流来看，又均与白莲教——八卦教系统有密切关系。例如，1898年山东曹、单地区反洋教斗争是义和团的前驱，发动这一斗争的是原称为“金钟罩”的大刀会。金钟罩——大刀会是山东曹县刘士端所创、单县曹得礼所积极传播的，而刘士端的金钟罩（大刀会）又是由直隶河间府白莲——八卦教徒赵金环来曹县传播成立的，属于八卦教系统的坎卦教。因而，曹、单大刀会的“形迹”是喝符念咒、排刀、排砖、运练气功，“刀枪不入”，继承了民间秘密宗教巫武结合之风。
相对于曹、单大刀会系统，山东冠县、威县一带赵山多、阎书勤为首的义和拳系统则与秘密宗教关系较为疏远。冠、威义和拳分两个系统，一是阎书勤练的红拳，二是赵三多传播的梅花拳，它们基本上属于民间秘密结社性质，但在其后期与其它秘密宗教系统义和团汇合之后，也很快接受并染上教门巫武结合的色彩，开始出现教门组织化趋势并习练融符咒、气功为一体的铁布衫、金钟罩等神拳。
义和团运动的另一源流，流行于山东荏平由朱红灯率领的神拳与民间秘密宗教八卦教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神拳的特点是将民间宗教迷信的降神附体、画符念咒与金钟罩武术之运练气功、排刀、排砖、技击等相结合。史料曾记录道光年间神拳的情况为：“用清水一碗，焚烧檀香，口中念咒，以手指在水碗上画符三道，头二道符水吃下可以治病治疮，第三道符水吃下即有神附体，自能舞弄拳棒。名为少林神打，男妇皆可学习。”（《录副档》，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阮元折）后光绪年间义和团所普遍演练的神拳正是在这种半巫半武的民间方术基础上融入武术的技击招术和金钟罩“烧香、吃符、念咒、上法”、“晕晕荡荡、排刀排枪”以及武术界“同心义合”的情感而发展起来的。
神拳是义和团的主导组织和武技。义和团后来在直、鲁、京、津各地设坛练拳，主要就是这种融巫术和金钟罩为一体的、半巫半武的神拳。中国的民间武术正是借重神拳这种形式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流传，这是民间宗教信仰和行为与武术结合的最高形式。武术在一方面较大程度地被扭曲和畸变的同时，又借民间宗教信仰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巫风在广大农村和下层民众中有深厚土壤和广泛基础，因此，一旦武术借助和依附民间宗教信仰和巫风的力量，便获得了传播的有利工具和载体，因而当神拳号称通过符水、念咒、烧表等巫术行为能“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也就是能反映和表现神祇的意志和能力时，义和团运动就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村下层民众方面获得了最有效而可靠的工具。神拳的这种功能显然是不具备半巫半武性质的梅花拳、红拳等武技所没有的。其二，武术技术的掌握是一个相对不太容易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师承、经济、体质、精力、时间等一系列前提条件。所谓“富不习文，贫不练武”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因而，对于广大农村下层民众来说，习武往往是承受不起的一种消费性活动。同时，武术界严格的门派师承戒规也限制了武术的广泛传播。而神拳挟着半巫半武的气势冲击北方直、鲁广大农村平原之时，实际正好弥补了武术的上诉短处。当广大农民一旦听说这种毋须长期勤学苦练、花时费财，而仅需念咒语、喝符水“即有神附体，自能舞弄拳棒”的“男女皆可学习”的拳术时，其兴趣和欢迎程度便可想而知。这一点，也非梅花拳、红拳等拳术可以比拟的。正是由于上诉原因，神拳（而不是梅花拳、红拳等）成为了义和团最普遍的、主流的组织形式和武技。从这里，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到民间宗教信仰同武术之间的复杂的依存关系。
综上所述，民间宗教（包括信仰、行为及组织等）与武术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功能性关系，这同佛教和道教等官方宗教同武术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由于民间宗教信仰和组织与封建极权专制政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相容性质和冲突性质，甚至往往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和叛逆，因而民间秘密宗教常常本能地为着自身的生存需要而追求和认同武术的基本价值。在封建专制极权政体严密控制下，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和活动往往是不受封建法律保护的，它们往往被用来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和反抗的强有力工具，因此常常被封建专制政权宣布为“邪教”、“妖孽”、“教匪”而遭到严酷镇压。同时，民间秘密宗教在秘密活动期间是不可能组织公开的武装力量的。这些因素导致民间宗教往往出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不能不对武术这样一种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发生兴趣和关注，去直接追求武术的基本技击功能。同时，武术所具备的另一些文化性质和价值，如它的神秘性（特别是那些与气功有密切联系以及半巫半武的技艺）及组织性等又特别适合民间秘密宗教，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性质的教门作为发动、组织群众的手段。
民间宗教与武术的这种密切的功能性关系对武术文化发展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由于民间宗教利用武术来组织、吸引、发动广大农村下层民众，这就有力地促使了武术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从明末的闻香教到清末的清水教、八卦教、青莲教以及那些深受民间宗教影响，同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民间秘密武术结社和拳会，都对武术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明清武术大发展的主要基础和线索之一。佛教少林寺等部分解决了武术的技术发展问题，道教着重解决了武术的理论归属问题，而正是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以及在其深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民间秘密武术结社则完成了武术的传播和组织工作，使武术走向广大的中国乡村和市镇，建立了自己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直到现在，在中国乡村中，凡有群众性武术传统的地区，如果追本溯源，大多找得到历史上这种武术传播模式的踪迹。
其次，由于民间宗教刻意追求的是武术的技击实用功能，因而又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武术的内容，使武术本身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提高。同和尚、道士以及很多民间习武者不同，秘密宗教习武是为自身的生存和政治目标所迫，是事关自己身家性命的事业，而不是什么“禅余末技”、习拳养生和个人嗜好，因此，在民间秘密宗教中，习武往往十分严肃严格，“武场”中的戒律十分严厉。同时，这些民间宗教的首领也必须精于武术技击，方能孚众并训练和率领教众从事反抗活动。例如，明末闻香教之于弘志精于拳棒，清乾隆清水教起义首领王伦“能武术”，道光年间山西先天教起义首领曹顺“兼学拳棒并治病”，康熙以来的八卦教及其分支嘉庆时的天理教向设武卦和武场，其中最有名的是精通拳术枪法的“武圣人”冯克善以及主离卦教的世传拳棒的张景文等等，这些首领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政治目标无不刻意习练发展武术技击，并着力将武术传播于信教群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武术的提高与传播。
再次，通过民间宗教的武术实践，促进了道教气功与武术的结合，推动了武术内功外功技术体系的完善。气功在古代本是主要作为道教内部特有的修炼术和养生术发展起来的，同武术并无关系，中国武术在明代以前也找不到多少结合气功的记载。由于中国道教本身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和价值，且作为官方承认的宗教之一，因而武术从未成为道教的方术构成和宗教内容（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道士习武的事实）。因此，道教气功也就较难同武术发生沟通融汇。但在明清大量出现的具有反抗性质的民间秘密宗教中，由于它们一般或多或少都受民间道教影响，另方面又为自身的存在和目标必须习练武术，这就给武术与气功的结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前景。例如，清末王伦在山东组织清水教起义，即以行医、炼气、辟谷、拳棒等术招揽吸引群众，他在教中设文场和武场，文场习练气功，武场习练拳棒。嘉庆年间天理教林清、李文成起义，按八卦排列文卦和武卦，亦是文卦炼气、武卦习武。道光年间山西先天教起义，其首领曹顺供奉无生老母，纸画佛像，教授坐气运功术和拳棒功夫。道光年间活跃于川、陕、甘、鄂、湘等地的青莲教内部分青、红、黑三家，青、红二家须运气坐功，黑家习武练拳。在上述秘密宗教中，气功与武术显然已共同成为这些教门的宗教活动，中国武术独特的内气外功技术体系就这样发展起来。虽然这一内外结合体系并不完全发端于民间秘密宗教（照清初《少林宗法》的说法，气功与武术的普遍结合当在明清之交），但民间秘密宗教这种纳气功、武术为一体的作法必然会大大地促进武术与气功的结合。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清末深受八卦教影响的早期义和团习炼金钟罩、铁布衫等硬气功武术便毫不奇怪了。这些功夫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融气功和武术为一体的结果。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至今还有大量问题难以搞清。由于文字记载匮缺，民间宗教与武术的关系和具体情况还相当模糊，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由于民间秘密宗教对于武术有着明显的需要及传播发展的条件，这就导致它必然在武术发展史上占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