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意识的出现

前已指出，原始社会中从本能的攻击活动及生产、狩猎活动过渡到武术的原型活动，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中间，自觉意识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自觉意识，就不可能对身体活动进行选择、提炼，也就不可能形成较为稳定的“运动方式”——这一武术原型活动的基础形式。但是，这一自觉意识还不是后来意义上有具特定内涵的“武术意识”。真正的武术意识不是在原始武术文化形态中产生的，而是作为“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在先秦至汉唐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逐步显现的。

奴隶社会出现的“武士教育”，使武术开始成为人们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殷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祭祀与军事，而其侧重点在军事。当时学校称为“序”，史书解释说：“序者，射也。”可见，学校就是学射的地方。《礼记·文王世子》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当时战争以车战为主，射御及戈矛的运用是基本的作战技能，因而被列为重要的课程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因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军事家及兵法著作。从军事家们的理论和著述中反映出，当时人们已对武术的攻防意识及武器使用方法开始了专门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武术与军事武艺开始出现了分野的趋势，军事武艺注重实战性与阵战的集体性，而武术则体现出以个体对个体为根本特征的技击理论与方法。这在如《庄子·说剑》及《吴越春秋》越女论剑等武术理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庄子·说剑》中所谓“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技击原则显然是不能用之于军事战阵的集体战斗的。“越女”的剑术理论则带有某种神话色彩，它形象生动地论述了武术的动与静、快与慢、攻与守、虚与实、内与外、顺与逆以及呼吸、开合等一系列武术诸因素的辩证关系，讲述了机动灵活、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等战术观念，反映出当时武术意识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

汉代武术意识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较为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的出现。《汉书·艺文志》收入的“兵技巧”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逢门射法二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等，都是论述“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是与社会上大批涌现的所谓“剑士”、“侠客”等专门武艺人材相关联的，他们终日以“论剑”、“授剑”、“斗剑”为事，即所谓“剑客论，盛色而相苏”（《盐铁论·箴石篇》），这大大有利于技击精华的交流、总结与发扬。

自两晋至隋唐时期武术意识的发展，较为突出地表现为口诀要术的产生。《抱朴子外篇》中记载，当时关于刀楯的配合，关于单刀、双戟、杖的使用，“皆有口诀要术”。口诀要术的产生，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炼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概述，是武术意识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