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排斥和扭曲

(四)宗教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排斥和扭曲

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广泛存在的复杂文化现象。在世界史上,宗教曾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权威统治人类精神达几千年。在中国历史上,继商周神权统治之后,虽然出现了一股由儒家、道家、法家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然而,由于古代文化环境中人类文明对宗教的需要性,故道教、佛教及民间宗教等都以其特有的价值和功能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诸方面,包括武术文化打上了宗教印记。

宗教是以幻想的方式反映世界的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它的本质特征在于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歪曲和虚妄的反映,并且用所谓“天国的形式”,也就是超自然的力量表现出来。宗教的这种本质特征导致中国宗教在对武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严重地侵蚀和扭曲着武术文化,从而对武术文化发展起着某些消极作用。

例如,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完整成熟的教义系统,关于人生本质问题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便构成了佛教的人生观,它同武术文化本是格格不入的。在佛教的宗教人生观中,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仅是“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之一凡,远远低于所谓“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这表现出其对人生蔑视的基本立场。同时,佛教又认为人的本质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而生、分散而灭,成坏无常、虚幻不实,因而人的本质是“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存在。关于人生的价值,佛教理论断定人生皆“苦,”因而不值得留恋。人生唯一的途径是信仰佛教,自我修行,以达到所谓“涅槃”境界。在佛教这一人生观中,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人的现实都受到严重的蔑视和否定。因此,在这一人生观和价值取向面前,一切为人们现实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文化与技艺都被贬斥和否定,武术这种以“争斗”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自然更与佛教教义格格不入了。近代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在“少林武艺”条中专门指出:“按学佛者,当专修佛道,不应兼习武艺。”丁氏不仅认为佛学戒律与武术不相容,更主要指佛教教义同武术文化之间具有不相容性。因为武术文化无论作为攻防自卫之术,还是强健体魄之法,其内在的进取、竞争、积极入世以及对人生、生命和现实的热爱精神都同佛教的消极、出世、禁欲以及蔑视人的生命、肉体和现实生活的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和相抵触的。正由于此,在现存《大藏经》如此浩繁的佛经中,找不到一点武术的痕迹。这种对武术的否定作用还并非仅指佛教内部禁止习武(除禅宗的少林寺外,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佛教宗派、寺庙和僧人是绝不沾武术的),而在于佛教这种意识形态和观念通过宗教特有的传播机制和影响渗入中国广大民众观念中,并长期积淀定型成为一种抵制武术、排斥习武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道教也同样如此。中国道教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承袭发扬先秦道家哲学。它不仅在指导思想方面以道家清静无为、贵柔、尚雌、法水、退让等为思想理论基础,而且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经典将道家这些学说思想同宗教神仙思想以及方技、鬼巫觋之术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以无为、退让、忍耐、遁世、愚昧以及自我修炼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和观念体系,从而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以重大影响。这些经典包括道教最重要的《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度人经》、《阴符经》、《常清静经》、《心印妙经》以及像《周易参同契》、《云笈七笺》这样的著作。道教通过这些经典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将道家的无为清静思想转化为一种宗教实践和广泛的宗教宣传,将道家思想涵化为普遍的民众心态和观念模式。显然,这种心态和观念模式同武术文化精神同样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尽管武术文化有机地融摄吸收了大量道教文化内容,但道教本身却始终难以将武术文化接收入自己的内在结构和价值体系中。虽然武术界有道家“武当派”一说,但事实上,道教在历史上始终未能接受武术的价值,未能形成哪怕是类似佛教少林寺那样的宗教武术集团和传统。同佛教《大藏经》一样,浩繁巨大的道教文献《道藏》中也找不到什么谈及武术的文字。从这一点即可看出,道教从未接受和认同过武术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道教文化不仅仅作用于道教徒集团内部,如同佛教一样,它直接影响和参与塑造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和心理结构,形成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因此,道教所宣扬的清静、无为、退让、遁世、忍受等性格与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宏扬武术文化是直接相抵触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道教和佛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作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和广泛作用的宗教,否定和排除了武术文化价值,这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消极影响。

上述佛、道二教对武术文化的否定性价值取向同儒家文化的中庸、仁爱、忍让、谦恭等人格建构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否定武术价值的意识潮流。在这种文化人格结构中,文弱之风得到事实的肯定和发扬,而尚武精神却遭到严重的抑制和排斥。加上封建专制政权的禁止,以致武术文化只能在下层民间秘密流传,在个别寺庙中,在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中,在民间跑马卖解、艺伎戏班、跌打伤科以及深宅大院、瓜棚篱下间流传,不能成为一种为整个社会认同、肯定和弘扬的文化。这种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儒、道、释三家汇聚而形成的中国主体文化在内涵结构上与武术文化水火不容,因而一致抵制和排斥武术文化。

宗教对中国武术文化进行排斥的同时,还以自身固有的反理性文化特征和封建糟粕力图干涉和扭曲武术文化。例如,封闭性、排它性和不宽容性是宗教的固有特征。这种宗教意识和观念同中国传统宗法思想的合力是造成武术极其浓厚的门派观念与争端的重要思想根源。武术史上所谓“少林派”和“武当派”、“内家”和“外家”、“南派”和“北派”以及种种家门流派之争,背后都有佛道二教宗教斗争的背景和因素。中国宗教以其自身特有的强烈封闭性、保守性、排他性及不宽容性影响着武术文化,给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阻碍和破坏。

宗教对中国武术的严重扭曲还表现在原始巫术通过民间宗教和道教等渗入武术文化之中,使一些拳术染上浓厚的巫风色彩而产生畸变。巫风主要是通过民间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作用渗入武术的。中国古代民间道教(如早期的天师道、灵宝派和后期的正一道等)和民间秘密宗教都承袭包含着大量原始崇拜、民间迷信和巫术内容,如道教信行的符水、祝咒、占卜、祈禳,驱鬼、降鸾等术以及民间宗教大都信奉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亦有作“无生老母”的),以及普遍奉行各种符咒、神水、韱语、跳神、扶乩等下层民间迷信。当武术为这些民间宗教所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这些民间宗教而发展、传播的时候,民间宗教所固有的巫风迷信也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武术文化之中。例如,乾隆年间山东寿张、堂邑王伦清水教起义之时,王伦即以咒语配合拳棒、气功和辟谷等术。其咒语为:“真空家乡,儒门弟子”,“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集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戚学标《鹤泉文钞》下《纪妖冠王伦始末》等)王伦清水教还分文卦和武卦,教徒均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并将此八字书写于白绢,供于暗室,教徒须朝夕拜诵。另外,教徒还须诵《三佛应劫书》等经典,礼拜太阳,祈免刀兵水火之灾。习武的教徒也须念咒诵经礼拜,以从中获得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心理效应。这样,巫风便同武术结合了起来,甚至发展出了巫中杂武,武中有巫,半巫半武的“神拳”。

“神拳”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对中国武术渗透、扭曲的最突出的典范,它从一开始便同民间宗教民俗关系密切。据清《朱批档》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四熊学鹏折,神拳起源于闽浙山地北端的鄞县山区,与一种民间迎神仪式风俗——舞仙童有关。熊学鹏奏折云:“查舞仙童旧有此戏例,无应禁明条。而游荡好事之徒……借端附会,演为神拳。”这种舞仙童民俗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巫风,其形式大致类同本地的降神术:“俗有降僮者,书符焚于童身,辄跳跃作神语。俗问以疾病、灾危诸事。”(《平阳县志》卷二十《风土志》)神拳从这样一种巫术活动中演化出来,必然是由当时特定环境下山民对武术价值的某种需要和动机所导致的。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特别是偏远闭塞的山区普遍弥漫着巫风、迷信和蒙昧,而同时,激烈的阶级冲突,频繁的纷争和民间械斗以及山区匪患成风等,都可能养成山区民风悍勇、尚武好斗的性格。这种对武术技击价值强烈追求和认同的群体心理一旦同本地浓郁的巫风相结合,便极易演化为神拳。虽然神拳演化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至少从乾隆中叶直到清末,以闽浙天台山一带为中心,北至宁海、宁波,南到温州、端安、平阳一带,都屡见有关神拳的记载。

神拳这种巫武结合的拳种一方面由于其神秘性(适应于封建社会下层农民低文化素质)、简易性(无需像其它拳种必须经过长期艰苦习练)、凝聚性(习练者认同和亲自操作同一个巫文化而极易产生很大内聚力)等,使其在广大农村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成为农民运动发动、组织和进行起义的有力工具;但同时,也必然地严重扭曲了武术文化。“玩耍神拳要用天台龙王庙内香灰,并要供着天台名山拳师牌位”,“每欲打拳,或将香灰点额,或将香灰用水调饮,口念咒语”,“作揖通诚,旋走数转,即能舞拳。”(《朱批档》,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四熊学鹏折)这种供神、念咒、饮符后“即能拳舞”之法,正是以后很多民间秘密宗教,尤其是清末义和团中广泛流行的神拳的雏形和基本结构。嘉庆至光绪年间的八卦教的武场巫风极盛,除教拳习武外,“并借封神演义小说内人名称”,指教中人为哪吒、姜子牙、土行孙等“转世”,称“前生均有来历,不入劫数。”(《录副档》,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三经额布折)这种降神附体的巫术在光绪年间对义和团有很大影响。义和团拳民习拳大都要念符念咒,“烧香叩头,求神附体,自封古代将军的名字”,认为“附了体就成了神拳”。“练拳以前照东南叩几个头,一走,孙膑、周仓、关平都来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至于历史上传说的那些武功高强、威武无敌的名将、好汉和神将如秦琼、李元霸、哪吒、土行孙、杨二郎、孙悟空等都是当时民间神拳和武场常常求其附体的神灵。另外,在民间宗教中,习武往往都要念咒,其中有些咒语在清末义和团内曾广泛流传。如“天打天门开,地打地门开,要学神拳会,快请师符(傅)来,快马神人骑,八卦老母来得急。急急如令。”“一指天门开,二指地门开,要学武技,请仙师来。”(《京津拳匪纪略》卷五)像上述巫风与武术的结合,几乎构成了清代后半叶民间习武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而其间的关系就是巫武结合,相互利用:武术靠巫术渲染其神秘性,并依靠民间宗教和巫术特有的传播组织力量而广泛流传;巫术同时也靠武术来强化其操作和控制功能,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民间宗教更是要利用武术来达到组织武装民众的目的,以实现其政治要求。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武术文化主要产生于一个下层民间环境之中,因而这样一个环境对中国武术文化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和渗透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创造灿烂的武术文化的同时,也使它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浸透了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的所有因素。而这些因素,显而易见并不都是积极的和有利的。最起码,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环境对武术的作用就是极为复杂的,既有着推动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严重扭曲和消极影响的一面。

清人魏源曾经说过:“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默觚·治篇五》)我们指出上述宗教在历史上对武术文化的扭曲作用和消极影响,丝毫无意于贬低武术文化。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通过认识中国武术文化所产生发展的那个历史文化环境的局限性,来认识武术文化本身直至今天仍然还存在着的一些历史消极因素。可以说,现代中国武术文化要在世界上光大发扬,其最主要而艰难的任务,正是在于它如何来适应现代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如何通过现代文化来对其进行改造与提高,去掉其历史遗传下来的消极因子,保留并发扬那些优秀而独具特色的传统。从这一点来说,发展武术也就不再仅仅是发展某些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开展对中国武术文化,包括中国宗教历史文化环境与武术文化关系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