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烽火连天，战争之频繁位于中国古代之最。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大致是位于黄河与淮河、睢水之间的三角形区域，正处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战争密集地带[1]，其中淮河流域又是介于南北对峙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2]。位于这一特殊区域的青徐兖地域政局的变化对于魏晋十六国诸政权的建立与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在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青、徐、兖三州，主要以今天的山东省为主，亦涉及河北省东南部、河南省东北部、江苏省北部和安徽省东北部边缘地带（参见附图1.1）。青徐兖地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有泰山险阻，东临渤海和黄海，有便利的海陆交通，是沟通东部南北交通的要冲。且兖州距曹魏、西晋的政治中心洛阳较近，徐州距东晋京城建康较近，便于控制魏晋京师地区。南北朝分裂时期，能否据有青徐兖地域成为北方或南方政权占据强势地位的关键。经济方面，青徐兖地域自古以来就有鱼盐之利，为冶铁、丝织业中心，其盐产量和丝织业在魏晋南北朝诸政权的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文化方面，青徐兖地域为齐鲁文化发源地。魏晋时期，青徐兖三州都是文化发达区域[3]。名闻天下的“建安七子”中有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东平刘桢六位出自青徐兖地域，流传千古的“竹林七贤”中有陈留阮籍、陈留阮咸、琅邪王戎三位出自青徐兖地域。其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更加重了青徐兖地域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正如时人所云：“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4]因此青徐兖地域在魏晋十六国割据混战、政权林立的时局中，成为诸多政权和势力争夺的焦点。

本书属于区域政治研究的范畴。青徐兖地域是魏晋十六国诸政权统治下的地方性区域和行政地理单元，不同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层次和跨国性层次上的区域[5]，基本上相当于学术界对于地域社会所下的“一定的地域”这一范畴[6]。地域与中央政治息息相关，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认为“统一政治如果不以地域为基础是不能成立的”[7]。青徐兖地域作为行政性区域，魏晋十六国的政区沿革是首先要考察的对象；作为地方性区域，构成地域的地理诸要素如山脉、河流、地貌、气候等亦是研究的重要对象。正如法国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所言：“要全力以赴地通过空间和时间展示一种演变缓慢而又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种手段。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展望未来。”[8]地理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青徐兖地域具有的政治价值，包括青徐兖地域的经济优势和在南北政权对峙中的战略优势等。本书是从青徐兖地域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和统治，地方对中央政治的影响等。这种互动关系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势力来实现的，因此中央所委派的官吏群体、青徐兖籍士族和人士以及各种地方势力成为本书着重剖析的对象。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已认识到地域因素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关中本位政策及中原文化、河西文化等概念，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政治、文化的奠基之作[9]。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认为东汉以后“以历史地理为基础，观察区域内的居民结构及其社会势力动态等，有待进一步研究”，“惟有研究各区域中的居民结构、社会势力，才会对分崩离合更迭不已的国家有根本的了解，进而对区域间文化差异有正确分析”[10]。其《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魏博二百年史论》四章结合各地域的历史地理、居民状况论述了魏晋隋唐地域社会势力的动态以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日本学者对地域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维护地域社会秩序的领导阶层的分析上。谷川道雄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理论，认为豪族依靠自己的声望在地方上实行名望家统治[11]。堀敏一先生、都筑晶子先生主要对魏晋坞壁、村坞领导者的构成进行了研究[12]。船木胜马先生《西晋时代の并州と幽州》、前田正名先生《五世纪后半六世纪の河西》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区域进行了研究[13]。中村圭尔先生《建康と三吴地方》从经济方面对三吴地区进行了研究，《南朝政権と南徐州社会》论述了南徐州在南朝政权的重要性和南朝政权对南徐州的统治[14]。关于地理因素与中央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荆州与六朝政局》[15]，胡志佳先生《两晋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央之关系》[16]，叶聚森先生《徐州与六朝政局》[17]。近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地域社会、区域政治的专著相继出版，主要有章义和先生《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等[18]。

学术界对于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政局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赵凯球先生、马新先生《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对青徐兖地域的历史涉及较多[19]，分综述、典志、列传三部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历史进行了论述。叶聚森先生《徐州与六朝政局》对徐州与六朝政局的关系作了概述性考察。关于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政局相关问题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集团、地方豪强和门阀士族等方面。

关于东汉末年兖州、青州军事集团的研究。方诗铭先生《曹操安定兖州与曹袁关系》、《青州·“青州兵”·“海贼”管承——论东汉末年的青州与青州黄巾》等论文[20]，对于东汉末年兖州、青州地域社会军事集团势力消长进行了分析，特别注意区域文化在各政治集团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汉魏之际青徐兖地域豪强势力的研究。田余庆先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钩沉索隐、细致入微地论证了以臧霸为首的青徐豪霸同曹操及曹魏初期中央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21]。王素先生《关于汉末泰山臧霸集团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东汉末年臧霸集团由泰山东部地区豪强构成，形成了不轻信官府的特殊性格，并对臧霸集团与曹操之间的关系提出与田文不同的看法[22]。方诗铭先生《“泰山诸将”与“泰山贼”、“泰山兵”——论东汉末年臧霸等人起兵的性质》一文论述了臧霸等人起兵的性质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23]。

关于两晋时期青徐兖地域世家大族的研究。田余庆先生《释“王与马共天下”》对琅邪王氏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王与马共天下”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模式[24]。毛汉光先生《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邪王氏》考证了王氏的源流，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和在政治社会中的发展动态进行了个案研究[25]。王大良先生《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一书论述了琅邪王氏在长达十个世纪的家族历史上，始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重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26]。关于泰山羊氏，有数篇论文对羊氏家族仕宦、文化、兴衰原因进行了论述，以台湾学者胡志佳先生《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一文最为深入[27]。关于陈留阮氏的研究，主要有孙明君先生《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等数篇论文[28]。

关于青徐兖地域发生的战争以及在青州立国的南燕的研究。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以及一些军事史著作中对青徐兖地域发生的战争以及南燕的统治有相关论述。军事史著作有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29]，张文强先生《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30]，朱大渭先生、张文强先生《两晋南北朝军事史》[31]。陈金凤先生《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一书中涉及到三国、东晋时期青徐兖地域淮河流域的状况[32]。

总的来看，学术界尚未有人把青徐兖地域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对青徐兖地域军事集团、地方豪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对青徐兖地域世家大族的研究虽然比较全面，但是也只限于对每一个世家大族进行单独考察；所涉及到的青徐兖地域的战争很少能从青徐兖地域独具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地位进行探讨。

本书之所以把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青徐兖地域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研究，首先是因为魏晋十六国时期青州、徐州、兖州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强的一体性。这一时期青徐兖三州的地理范围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大致处于黄河与淮河、睢水之间，其四周由三条河流包围，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理区域。本书首先对青徐兖地域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进行论述，并在古今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魏晋十六国及之前青徐兖地域行政区划的变迁作一纵向考察。然后以时间为序，分别对汉魏之际、曹魏、西晋、东晋十六国四个时期青徐兖地域的政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力图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所考察的四个时期，均贯穿三条主线：（1）结合地理因素对各派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进行剖析；（2）从青徐兖地域都督、刺史人选及其统治出发，探讨魏晋十六国各政权对青徐兖地方的统治和管理以及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和地方政局的影响；（3）把青徐兖籍人士或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察，对他们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