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文环境

青徐兖地域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是适宜种植五谷、桑麻之地，当地民众重视农业生产。《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据裴骃《集解》引南朝刘宋徐广对“芒、砀以北”、“梁、宋”、“陶”等地所作的解释来看：“芒、砀以北”，南朝刘宋时期为临淮，“梁、宋”为浚仪，“陶”为定陶，魏晋十六国时期临淮、浚仪、定陶则属于徐州和兖州之地。由此可知，徐兖二州民众朴实，喜欢耕种，他们节衣缩食，贮藏粮食和积聚财物。“沂、泗水以北”应主要是徐兖之地。据此，徐兖二州自古以来适宜种植五谷、桑麻和饲养家畜，因地少人多，经常遭受水旱灾害，所以民众好“畜藏”。虽然青州“设智巧，仰机利”，崇尚经商，民风不如徐兖之地质朴，但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4]，亦是适宜种植桑麻之地。

东汉以前，青州与徐兖二州民众风气好尚有所不同，这一点正是齐、鲁文化不同之所在。西周姜尚在齐国施行“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尚功”的治国方针，铸就了齐文化重实效、尚功利、倡开放的文化品格；鲁文化有着与齐文化不同的风格，讲究道德名节，注重宗法伦理[5]。魏晋十六国之青州属于齐国之地，因而青州民众大多崇尚功名，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言与行缪，虚诈不情”[6]。徐兖二州民众则受到鲁文化的影响，“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7]。

东汉后期青州人士已与徐州人士并称“儒雅”，“张彦真（按张彦真即东汉后期陈留张升，《后汉书》有传）以为汝颍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8]。正是青州人文环境和风气的转变，才诞生了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名声之大，使得东汉后期纷争的割据势力竞相延请以壮声威。其弟子山阳郗虑、东莱王基、清河崔琰均有名于世。

西晋时期，青州已经转变了旧俗，民众重视农业，敦厚谦让。《晋书》卷四五《刘毅传》：“（青）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隋朝时期，青徐兖三州民众均尚儒学。《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兖州“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青州“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9]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青徐兖三州一体性加强，人文风俗逐渐同化。

青徐兖三州均民风“强悍”，有任侠之气。青州民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徐州“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兖州东郡之地“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10]兖州泰山之地“旧多轻悍”[11]。泰山地区民风强悍加之地势险要，秦汉以来成为盗贼纵横之地，拥据此郡者易趁乱举兵反叛，动扰时局。

青州和徐州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汉成帝时期，齐人甘忠可创《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传给齐地其他方士，并且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汉顺帝时期，琅邪于吉、宫崇呈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已成一百七十卷。可见早期道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齐地方士有着密切的关系[12]。道教在青徐兖三州的传播对东汉末年青徐黄巾起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魏晋十六国时期青徐兖三州的世家大族亦开始信奉道教，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