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政局的影响

青徐兖三州地方长官对曹魏后期的中央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由青徐兖地方长官、楚王彪参与的王凌叛乱是曹魏后期的一项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亦是曹氏地方势力反对司马氏专政的首次叛乱，其中兖州刺史令狐愚是王凌同谋，而继任的兖州刺史黄华则对这次叛乱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

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诛杀曹爽，控制了朝政。扬州都督王凌与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是曹氏在地方上的残余势力，“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37]。司马懿欲架空王凌，迁其为司空，不久又进其为太尉。从后来司马懿率兵至寿春平定王凌叛乱来看，王凌并未接受任命，始终未离开扬州。《魏志·王凌传》载正始六年（245）令狐愚以兖州刺史屯驻扬州淮南郡平阿县，淮南是与孙吴接壤的重地，屯驻平阿应是出于防范孙吴的考虑。因为正始年间孙吴屡次进攻淮南、庐江。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孙吴派全琮掠淮南，与扬州刺史孙礼、扬州都督王凌决战于淮南郡芍陂，诸葛恪则进攻庐江郡六安；正始四年，诸葛恪又进攻六安[38]。王凌、令狐愚甥舅二人均典兵淮南，为二人联合反叛提供了地利之便。

王凌和令狐愚并未骤然起兵，而是秘密谋划迎立楚王都许昌，试图建立另外一个割据小朝廷。“凌、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39]。楚王曹彪为曹操之子，当时封号虽为楚王，但是仍在兖州东郡之白马县[40]，只是封地增加。王凌、令狐愚密谋废立之前，东郡已开始流传讹言，“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按楚王字朱虎）骑”。[41]这种讹言和谣言起于东郡，说明东郡支持楚王彪以反对司马氏专制的势力比较强大。东郡谣言之起还应该与以下诸种因素相关：兖州是曹操建立的最早的根据地之一，曹操曾为东郡太守，所以曹氏的势力在兖州东郡根基深厚，拥曹反司马氏的力量强大。同时东郡白马是曹氏宗室曹操之子曹彪的封地，东郡对曹氏的向心力更大。当然也不能排除王凌、令狐愚制造谣言的可能。

自嘉平元年（249）九月起，令狐愚和王凌开始实施计划。九月和十一月令狐愚两次派将领张式至白马联络楚王彪，与楚王彪达成默识[42]。王凌也联络在洛阳的儿子王广，但是王广为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不支持王凌的计划。司马懿得知王凌、令狐愚之谋是从令狐愚治中从事杨康身上打开缺口的。司马懿对于专淮南之重的王、令狐二人很不放心，先前虽欲夺王凌兵权，但并未成功。东郡谣言之事司马懿应该有所耳闻，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令狐愚。兖州治中从事杨康为令狐愚心腹，“会愚病，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单）固亦以疾解禄。康在京师露其事，太傅乃东取王凌”[43]。按司徒为陈留高柔，是司马懿同党，在高平陵政变中以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军营。令狐愚于嘉平元年十一月病死，杨康被召到洛阳后当是在高柔、司马懿等人的威逼利诱下揭发王凌、令狐愚之谋，其具体时间难以确知，应该在兖州刺史黄华、杨弘告密之前。因为从后来事情发展的态势看，司马懿对王凌的废立之谋已经察觉并且作好了准备。如嘉平三年春孙吴进攻涂水，王凌上表伐吴，欲借与孙吴作战之机发动叛乱，但是司马懿却不许其轻举妄动。王凌又派手下将领杨弘联合继令狐愚之后出刺兖州的黄华，欲施行废立之谋，结果被二人一起告密[44]。联络黄华的杨弘应是王凌的心腹，黄华继任后应该与王凌关系较为密切，并得到王凌的信任，王凌才会联合他起事，可是杨弘、黄华却很快出卖了他，可见兖州刺史黄华秉承了司马懿意旨故意与王凌接近以达到监控王凌的目的，而杨弘应被黄华收买或说服而背叛了王凌。正因为司马懿对王凌欲发动的叛乱早有准备，并采取了御防措施，所以王凌叛乱被消弭于未发之时。司马懿只率中军讨伐，王凌就束手投降。《三国志》卷二八《魏书·王凌传》：“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

司马懿对于王凌、令狐愚叛乱的打击面很广，“宣王遂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45]，王凌、令狐愚被剖棺戮尸，令狐愚亲信单固被灭族，连告密的杨康也被诛杀[46]。毌丘俭叛乱，司马师只是灭毌丘俭三族，其余党羽七百多人不仅未夷灭三族，而且仅治首事者十人之罪[47]。诸葛诞叛乱失败后，随诸葛诞叛乱的淮南地方势力以及俘虏的孙吴士兵都得到司马昭赦免[48]。结局如此不同，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王凌、令狐愚叛乱未联合孙吴，只是内部叛乱，而其它两次叛乱都外联孙吴，司马师和司马昭为了安抚边境将士，实行了宽大措施。“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49]。（2）王凌、令狐愚应该说是欲另立楚王彪为帝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不是单纯的地方叛乱，性质严重，处理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