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南燕

[1]南朝梁刘昭所引《星经》是否为战国时期楚人甘德、魏人石申所著的天文学著作？甘、石二人的著述已经佚失，流传下来注明作者为甘德、石申的《星经》或《通占大象历星经》（二书版本不同，内容一致）是隋唐以后之人的伪作，这一点在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和今人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浙江大学季刊》，1935年第1期）、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著述中均有论证，已成学界定论。既然《星经》为隋唐之人伪作，刘昭所引内容不可能出自此书。据钱大昕考证，刘昭所引《星经》的文字不见于以上二书（《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但是也没有史料断定刘昭所引《星经》就是战国时期甘、石二人的天文学著作，有可能刘昭引文出自梁人所撰《星经》。《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梁有《石氏星经》七卷，陈卓记；……又七卷，郭历撰。亡。”至隋代《石氏星经》与《星经》均已佚失。（第1019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华北平原”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参见山东师范学院地理系《山东地理》编写组编：《山东地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6页。

[4]《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3、3255页。

[5]《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二》，第1480页。参见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61页。

[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6页。

[8]《晋书》卷七一《陈頵传》，第1892页。

[9]《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第846页；卷三〇《地理志中》，第862页。

[10]《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5页；《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72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第1665页。

[11]《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注引“《曹公集》载公表”，第969页。

[12]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第578页。

[13]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天师道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同青徐滨海地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论证，参见《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15]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55、3265—3267页。

[16]《史记》卷六九《苏秦传》，第2257页。

[17]《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第1449页。

[18]《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二》，第1487页。

[19]［春秋］左丘明：《国语》卷六《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20]《汉书》卷二八上、下《地理志上、下》。

[21]《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9页。

[2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一《山东二·济南府·泰安州》，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61页。

[23]［唐］李泰等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三《兖州·博城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1页。

[24]［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九《地部四·泰山》注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7页。

[25]《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11页。

[26]《史记》卷六九《苏秦传》，第2258页。

[27]《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第2080页。

[28]《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第2145页；卷七《桓帝纪》，第307页。

[29]《晋书》卷七九《谢玄传》，第2083页。

[30]《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沂州·沂水县》载：“穆陵山，在县北一百九十里。大岘山，在县北九十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据此，则穆陵山和大岘山为两座山。而《齐乘》卷一《山川》则载：“大岘山，即穆陵关也”（［元］于钦：《齐乘》，清乾隆四十六/1781年刻本）。严耕望先生对此有翔实的考证，亦认为大岘山即穆陵山（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荣学书局2003年版，第2117页）。

[31]《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第2117页。

[32]《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营阳王景平元年四月条，第3756页。

[33]贺次君校勘记改“半城”为“牟城”（《元和郡县图志》，第318页）。

[34]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页。

[36]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37]对于中渎水改道的问题，田余庆先生有精辟的考论，纠正了《水经·淮河注》的误记（《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123页）。姚建平《论三国时期的军事交通》对中渎水的改建亦有论述（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4页）。

[38]《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23页。

[39]《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先遣钦及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军自江都入淮、泗。”（第1153页）

[40]《晋书》卷六七《郗超传》，第1803页。

[41]［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9页。

[42]《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六·郓州·巨野县》：“大野泽，一名巨野，在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第262页）

[43]《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6页。

[4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六·郓州·中都县》：“桓水，在县西八十里。晋桓温进军，北次金乡，凿巨野三百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以是桓所凿，故曰桓水，亦曰桓河。”（第260页）同卷《河南道六·兖州·任城县》：“桓公沟，源出县理西四十里萌山之下。宋武帝《北征记》曰：‘桓公宣武，以太和四年率众平赵、魏时，遣冠军将军毛彪生凿此沟，号曰桓公沟。’”（第263页）

[45]《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第2109页。

[46]《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第185页。

[47]《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

[48]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第2028页。

[49]《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74页。

[50]《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第728页。黎虎先生对孙吴与辽东公孙渊互派使节的问题有专门论述（《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51]《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第119页）

[52]《晋书》卷一〇〇《苏峻传》，第2628页。

[5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54]关于《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的成书时代，学界颇有争议。司马迁认为《禹贡》由大禹写成于虞、夏，他在《史记·夏本纪》中照录了《禹贡》的内容。20世纪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详见：顾颉刚，《〈禹贡〉作于战国考》，《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卫聚贤，《〈禹贡〉考》，《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4集第28期；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关于《尔雅》的成书时代，古代学者聚讼纷纭，时间范围由西周到两汉各不相同。当代学者何九盈（《〈尔雅〉的年代和性质》，《语言研究》1984年2期）提出战国末年成书说，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亦持此说，现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清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周礼》所述为周代特别是西周的实际官制。现代学者对此大多持怀疑态度，关于其成书时代众说纷纭，有西周、春秋、战国、周秦之际、汉初成书说及王莽、刘歆伪作说，以战国说较为合理，不少史学大家持此说，详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11期，1933年6月；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五卷《金文丛考》），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著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历史学》1979年第1期；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年。清初学者胡渭认为《禹贡》所载为大禹时代，而《尔雅》代表殷制，《周礼》代表周制（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页。

[56]《十三经注疏》，第2614页。

[57]《十三经注疏》，第862页。

[58]［清］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三、卷四、卷五，第63—146页。

[59]《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7页。

[6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36—37、64—65，第三册图18—19、20—21、57—58、59—60，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6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36—37、64—65，第三册图18—19、20—21、57—58、59—60，第四册图7—8、9—10、11—12、13—14、15—16。

[62]《禹贡锥指》，第91、116、66页。

[63]《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0页。

[64]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65]周振鹤先生对西汉王国封域的演变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其中即包括青徐兖地域的政区沿革（《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8页）。

[66]《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序》，第741页。

[67]《汉书》卷六《武帝纪》“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条，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第197页）关于西汉刺史是否有固定治所的问题，严耕望先生认为“大抵刺史之制时有演变，元封五年始制，容或本无治所，然巡按与奏事各有定时，倘无定居，殊为不便，因时制宜，渐有定治，此亦理所必然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68]参见周振鹤：《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考》，《复旦学报》1993年第5期。

[69]参见《汉书》卷二八上、下《地理志上、下》；据周振鹤先生考证，《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为成帝元延绥和间郡国名（《西汉政区地理》，第23页）。

[70]参见《西汉政区地理》，第25—98页。

[71]参见［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四》，《后汉书·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72]参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2页。

[73]参见《续汉书·郡国志三、四》。

[74]参见《东汉政区地理》，第37—82页。

[75]《续汉书·郡国志三·徐州》“右徐州刺史部”条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东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建安十一年，省昌虑并东海。”（第3462页）据此，则城阳、利城、昌虑的始置时间为初平三年，而击败吕布的时间为建安三年，故应以《三国志》所载为是。

[76]《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注引《曹公集》载公表曰：“泰山郡界广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嬴郡，拣选清廉以为守将。”（第970页）

[77]《续汉书·郡国志二·魏郡》注引《魏志》。《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所载与之不同，为“广平之任城”。（第36页）考诸《续汉书·郡国志二·巨鹿郡》，广平、任均为巨鹿郡辖县，《三国志》所载不确。

[78]《续汉书·百官志五》“其一州属司隶校尉”条注引《汉献帝起居注》，第3618页。

[79]［清］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清］洪亮吉、谢钟英撰：《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均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80]《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徐州刺史，后汉治东海郯县，魏、晋、宋治彭城。”（第1047页）考诸《三国志》、《晋书》有关纪传，曹魏时期徐州刺史治下邳，西晋大部分时间亦当治下邳。

[81]元人胡三省认为曹魏青徐所统郡国与此不同。《资治通鉴》卷七七《魏纪九》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八月条“以图青徐”条，胡注：“魏青州统齐、济南、乐安、城阳、东莱，徐州统下邳、彭城、东海、琅邪、东莞、东安、广陵、临淮。”（第2433页）

[82]关于利城兵变，参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卷二八《魏书·唐咨传》；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13页。

[83]《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略》所载公孙渊表，第256页。

[84]《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第252页。

[85]［清］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清］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均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86]清代学者有关《晋书·地理志》的校勘和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地理志》校勘记均认为，“平昌”以下五县属东莞，疑平昌下脱“东莞”二字，“大”可能为“盖”或“广”。其说可从。

[87]《晋书》卷三八《宗室·琅邪王伷传》，第1121页。

[8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兖州》，第419页。

[89]在《晋书》纪传中未见西晋有山阳郡的记载。《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兖州》：“高平太守，故梁国，汉景帝中六年，分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为郡，晋武帝泰始元年更名。”（第1060页）《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所载基本相同。校勘《晋书·地理志》的清代学者对此亦未提出疑议。

[90]清人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总结各家观点，指出：“据沈约说是晋武帝改东郡为濮阳，非分置也。据魏收说是晋复立东郡之后与濮阳郡分统诸县也。据晋代杜预说是但有东郡别无濮阳郡也。据沈约引《太康志》是但有濮阳郡别无东郡也。”杜预《左传注》中认为只有东郡没有濮阳，杜预于太康五年去世，注《左传》的时间也始于太康元年灭吴之后，而太康年间据沈约说是濮阳国存在的时间。到底东郡与濮阳国是同时存在，还是分时间段存在，一时难辨，暂且存疑。《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太康二年五月“庚寅，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雨雹，伤禾稼。”（第873页）濮阳与其它郡国列在一起，显然也是郡国级的行政单位。“八王之乱”时，刘佑曾为东郡太守。《晋书》卷六一《刘乔传》：“乔复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间王颙进乔镇东将军、假节，以其长子佑为东郡太守。”（第1674页）

[91]参见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141页；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王永平：《曹魏苛禁宗室政策之考论》，《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92]参见《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任城王彰传》、《陈思王植传》，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之《彭城王据传》、《燕王宇传》、《中山王衮传》、《陈留王峻传》、《楚王彪传》、《东平王徽传》。

[93]参见《三国志》卷一九、卷二〇；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94]《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第594—595页。

[95]《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评曰”，第591页。

[96]《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第591—592页。

[97]《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注引“孙盛曰”，第577页。

[98]参见《晋书》卷三七、卷三八、卷五九、卷六四。

[99]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页；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100]《晋书》卷一四《地理志·总叙》：“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而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第414页）

[101]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140页。唐先生认为咸宁二年（276）前宗室诸王并未就国，其说不完全准确。考诸《晋书》司马氏宗室诸传，下邳王晃、太原王瓌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就国，泰始三年任城王陵就国。

[102]《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但是唐长孺先生据碑刻资料考证曹丕称帝前延康元年（220）都督职称已经制度化，并成为掌管军事的地方长官（《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7页）。学界关于都督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五，三民书局1990年版）；〔日〕小尾孟夫《六朝都督制研究》（溪水社，2001年版）；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要瑞芬《都督制与荆扬之争》（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1986年）；陈琳国《魏晋南朝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西晋都督制度演变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陈琳国《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张鹤泉《西晋永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西晋大都督考略》（《古籍整理研究考略》2002年第4期），《东晋征讨都督探讨》（《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日〕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与东亚世界的形成——从都督诸军事制度来考察》，李济沧译，（《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东亚政法与文化》，2002年12月）。

[10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页。

[104]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26—35页。

[10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页。

[106]薛军力：《汉魏晋（刘）宋时期中央地方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第27页。

[107]参见薛军力：《汉魏晋（刘）宋时期中央地方关系》，第78页。

[108]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103、105页。关于都督与刺史之间关系，薛军力、陶新华与严耕望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薛军力：《汉魏晋（刘）宋时期中央地方关系》，第67页；陶新华：《魏晋南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2页）。

[109]［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083页。

[110]《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第2667页。

[111]《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1页。

[112]《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兖州》：“又有东燕郡，江左分濮阳所立也。”（第1053页）

[113]《水经注疏》卷五《河水五》：“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守敬按：此《注》于河水至酸枣县西，接云，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后又云，滑台城下有延津。又云，今谓此津为延寿津。亦延津之异名，是以为河水自酸枣至滑台，统名延津。……即今延津县西，东北至滑县之地也。又其间有灵昌津及棘津、石济津、南津之称者，盖延津其总名，余乃随时随地变名耳。）石勒之袭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是处为灵昌津。”（第408页）

[114]《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115]《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116]《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3页。

[117]［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第4095—4117页。《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徐州》：“元康元年，分东海置兰陵郡。”（第452页）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第2792页）

[118]《晋书》卷九三《外戚·褚裒传》：“裒重陈前所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示以威信，后遣督护麋嶷进军下邳，贼即奔溃，嶷率所领据其城池，……裒率众三万径进彭城，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裒抚纳之，甚得其欢心。”（第2416页）

[119]《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纪二〇》穆帝永和六年正月：“抚军将军张沈据滏口，……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滠头，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皆不附于闵”，六月，“初，段兰卒于令支，段龛代领其众，因石氏之乱，拥部落南徙。秋，七月，龛引兵东据广固，自称齐王”。（第3100、3106页）

[120]《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九年十一月条，第3136页。

[121]《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3159页。

[122]《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升平二年九月条，第3172页。

[123]《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第2851页。

[124]《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第135页。

[125]《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126]《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902页。《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均记为“湖陆”，属兖州山阳郡，而《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载兖州高平县有胡陆城，《晋书·苻坚载记上》中的胡陆应该就是湖陆。

[127]《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六》孝武帝太元五年八月条，第3296页。

[128]［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第4149页。

[129]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第3374、3376、3377页；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二月条，第3382页；卷一一三《晋纪三五》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条，第3556页。

[130]《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〇》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第3418页。

[131]《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〇》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五月条，第3427页。田余庆先生认为刘该北戍鄄城，似未能到达而只是驻止于其故里彭城附近或稍北区域。（《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8页。）

[132]《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第142页。

[133]［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4]《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第155页。

[135]《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