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与“青徐黄巾”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徐兖地域爆发声势如此浩大的黄巾起义呢？东汉后期青徐兖地域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黄巾起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徐兖地域东临大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适宜的季风气候，又是鱼盐之乡，总体上是适合人类居住生存的。但是这样一个地区，在东汉后期，战火的践踏和生存条件的恶劣却迫使青徐兖地域民众揭竿而起。
在青徐黄巾起义爆发的十多年前，青徐兖地域开始频繁发生海侵、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青徐兖地域海岸线漫长，因而受到海侵的面积广，此地又是蝗虫的滋生地带，另外季风气候引起降水不均衡，容易发生严重的旱涝灾害。汉安帝元初三年（114）“霖雨积时，黄河涌溢，百姓骚动”，陈忠上疏谓“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49]，这是史书中关于青徐兖地域发生的自然灾害比较全面的记载。青徐兖地域东部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黄河泛滥与海侵二者容易相伴而生，从而使灾情更为严重。而当青徐兖地域的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东汉朝廷已日益腐败，宦官专权，内争激烈，无心顾及民众的安危，当地民众根本得不到来自官方的及时有效的赈济。再加上青徐二州人多地狭，促使流民大量产生，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起义。据《后汉书》有关记载，可知黄巾起义爆发前后青徐兖地域的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当地民众处于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
首先，东汉后期青徐兖地域遭受海侵的情况相当严重[50]。从汉质帝到青徐黄巾起义爆发前夕，共发生了四次海侵：质帝时期一次、桓帝末年一次、灵帝时期两次，青州的乐安、北海、东莱为重灾区。因为青徐兖地域完全据有整个山东半岛一直到淮河流域的海岸线，其中青州的乐安、北海、东莱诸郡国濒临勃海和东海，徐州的琅邪、东海二郡国东临东海，所以当发生严重海侵现象时，其临海郡县自然会有不少聚落被海水吞没，幸存的民众无立锥之地，导致大量流民产生，而流民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朝廷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无法生存的民众便有可能形成一股反抗力量。
《后汉书》卷六《质帝纪》：本初元年（146）五月，“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廪给贫羸”。卷七《桓帝纪》：桓帝永康元年（167）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禀人三斛”。据此可知，在永康元年秋的海侵中，被大水所淹州郡有的人家全家遇难，有的人家粮食全被大水冲走，足见这次海侵灾情之严重。对这两次海侵东汉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赈济，但是灵帝建宁四年（171）和熹平二年（173）发生的两次海啸，史书中只见“地震，海水溢，黄河清”及“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漂没人物”的记载[51]，却全然不见朝廷颁布相关的赈灾诏令。汉灵帝时期的这两次海啸间隔时间短，又都与地震相伴而来，灾情之严重可想而知。建宁四年的海侵由于海水上涨导致海水在黄河入海处倒灌入河，海水上涨的幅度之大竟使混浊的黄河水变得清澈，并且大量海水进入黄河，必然会改变黄河下游的水质和土质，从而对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黄河下游流经的青州平原、济南、乐安诸郡国的民众便首当其冲。仅仅两年之后，青州的东莱、北海又遭到地震、海啸的袭击。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海侵使青徐兖地域民众无家可归，流亡于路，成为起义的主力。因此青徐黄巾起义声势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郡国就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北海、乐安及东莱等地。
第二，青徐兖地域属于季风气候，季风气候带来的影响就是降水常常趋于极端，有时暴雨倾盆，有时干旱异常，因此旱涝灾害在这一地域经常发生。汉桓帝永兴元年（153）“黄河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52]。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发生严重旱灾，“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53]。在青徐黄巾起义爆发的同一年，徐州遭到大水。《续汉书·五行志三》：“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刘昭根据《袁山松书》对“郡国六”作了补正，认为应是山阳、梁、沛、彭城、下邳、东海、琅邪七郡。据此徐州五个郡国中就有四个受到严重水灾，所以徐州的绝大多数民众都陷入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而东汉政府对这次巨大的洪水灾害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促使徐州当年便爆发了黄巾起义。青徐兖地域还是历史上蝗灾的高发区[54]，东汉时期，关于蝗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在黄巾起义爆发前不久，曾发生大规模蝗灾。黄巾起义爆发后，献帝兴平元年（194）亦发生“大蝗”，建安二年（197），“夏五月，蝗”[55]。这两次蝗灾史书未载发生的具体区域，看来是规模极大、波及面积极广的蝗灾，青徐兖地域很可能在受灾范围之内。通常蝗灾过后，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一般情况下，受灾之后东汉政府会颁布赈灾诏书，采取一定的救灾措施，以减轻民众负担，使他们能够度过难关。且不论具体执行情况如何，从主观来看至少朝廷还是关心民众安危、企图缓和阶级矛盾的，但是青徐黄巾起义前后诸如此类的诏书也已不见踪影。
第三，天灾可畏，人祸则更可怕。东汉政府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外敌的入侵是引发青徐兖地域黄巾起义的又一重要原因。在黄巾起义之前，青徐兖地域承受着比其它地方更加残酷的经济剥削，青州的赋调收入要接济幽州。《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初平元年（190），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直到青徐黄巾起义之后，因道路不通，青州民众才免去把赋调输往幽州的劳顿和剥削之苦。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青徐黄巾起义的前一年，青徐兖地域遭到乌桓部族的侵扰。《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乌桓紧邻幽州北部，由于中山太守张纯反叛并率诸郡乌桓掠夺青徐诸州，使青徐兖地域局势动荡不安，民众的生活再无安宁可言。掠夺战争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使“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56]，所以乌桓部的侵袭，使本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青徐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从而成为青徐黄巾起义爆发的导火线。东汉后期桓、灵帝时期正是黄巾军起义的组织和酝酿阶段，受灾的民众由于得不到来自官方的救济和妥善安置，于是以反抗东汉王朝为宗旨的太平道组织乘机而入，给民众以物质救助和精神慰藉，使青徐兖地域成为重要的传教区，流离失所的民众遂成为反抗朝廷的黄巾主力军。
而且青徐二州有“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57]，有利于“青徐黄巾”势力的发展和力量的保存。“青徐黄巾”进有泰山作为屏障，退则进入勃海和东海。两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青徐黄巾”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陷入四面包围的境地。因而青州黄巾管承战败后逃往海中岛屿，使曹操最终也未能真正消灭其力量，只是把他的势力驱逐出青州沿海地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