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海王氏

东海王氏以经学传家。王朗“高才博雅”[133]，著述颇丰，东汉末年便以通经入仕，为建安名士；其子王肃更是遍考诸经，自成一家；王朗的《易传》和王肃的经注在曹魏司马氏执政时被列为官学[134]。东海王氏不仅学术地位高，而且在曹魏一朝的政治上很有影响。王朗位列三公，魏文帝曹丕称其为“一代之伟人”[135]，王肃则官至禁卫军长官中领军。

东海王氏在西晋初期的地位显赫无比，原因在于东海王氏与司马氏早在曹魏明帝时期就结成政治同盟。魏明帝时期，司马昭娶王肃之女王元姬为妻，王元姬即为晋武帝之母[136]。因而司马氏当政时，王肃备受重用。嘉平六年，持节兼太常，迎高贵乡公即帝位。司马昭平定毌丘俭、文钦叛乱时，王肃为之出谋划策。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甘露元年去世，门生数百人为之送葬。司马氏对东海王氏深相结纳，一方面在于王朗的政治声望高，另一方面则在于王肃在经学和礼制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和地位[137]。《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王肃关于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等方面的文章达百余篇[138]。司马氏欲改朝换代，需要重建礼制，并树立自己的官方统治思想，王肃应是最佳人选。于是王肃所注经书列入官学，有关礼制方面的争议均以王肃说为准。《晋书》卷一九《礼志上》：“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王学”借助司马氏官方的提倡和扶持遂成为魏晋时期的显学。

东海王氏在西晋初期地位的显赫主要倚仗外戚的身份。王肃有子八人，王恂、王虔、王恺，地位优崇。王恂继承家学，为官清廉有声；王虔亦以功干见称；而王恺豪奢成性，对于西晋奢侈之风的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恂，“文义通博，在朝忠正，累迁河南尹，建立二学，崇明《五经》”，并且为官清廉，不受贿赂，严明法纪。“鬲令袁毅尝馈以骏马，恂不受。及毅败，受货者皆被废黜焉……武帝践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139]。咸宁四年去世。

王恂弟王虔，以功干见称，累迁卫尉。西晋泰始末年拜平东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征为光禄勋，转尚书卒。有子士文，历右卫将军、南中郎将，镇许昌，为刘聪所害。[140]

王恂弟王恺，“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141]。王恺与二兄不同，他豪侈成性，与外戚羊琇等以奢靡相尚，并与石崇斗富。于是武帝时期逐渐兴起奢靡之风，并在王恺、羊琇、石崇以及何劭、王浑子王济等人的身体力行下愈演愈烈。王恺、石崇斗富，武帝并未制止，而是暗自助恺，更是日益滋长了奢侈之风。《晋书》卷三三《石崇传》载：“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王恺作为当朝国舅，武帝不仅支持他与石崇比富，而且王恺的犯罪行为都得到武帝的护佑而赦免，“由是众人佥畏恺，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142]。王恺等人的奢侈之风在惠帝时期已经由上层社会蔓延至民间，全国上下，全都以奢侈相尚，以至于“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大臣傅咸认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143]。王恺在惠帝时期，参与讨伐杨骏，因而迁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后官至后将军。

西晋时期东海王氏兴盛不长，之后在历史舞台上更是销声匿迹。原因首先同它是外戚类型的家族有关。一旦帝位易主，东海王氏便失去尊崇的地位和来自帝王的支持与优待。其次，家族成员早逝和人丁不盛也是东海王氏衰败的原因。具有吏治才能的王恂、王虔早逝给东海王氏带来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