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时期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
宗室诸王连年混战，西晋王朝统治危机四伏。永兴元年（304）十一月，西南巴蜀地区略阳流人李雄建立蜀政权；西北并州地区匈奴刘渊建立汉政权；太安二年（303）南方义阳蛮张昌反于荆州，攻陷江南诸郡，徐州临淮人封云举兵响应张昌，进攻徐州[32]。徐州封云起兵拉开了青徐兖地域民乱的序幕，晋惠帝永嘉元年东莱王弥叛乱则使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从此以后，西晋陷入各派割据势力混战及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一方面，晋室诸割据势力内部和反叛势力内部矛盾重重，每一派势力都想扩充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消灭其它割据势力。另一方面，东海王越、苟晞、刘琨、王浚在晋室的旗帜下共同对抗王弥、刘渊、石勒的联合进攻。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政治军事斗争在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中显现，青徐兖地域战火纷飞。
（1）晋室诸割据势力对青徐兖地域的争夺
以司马越为首的西晋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除了“八王之乱”造成的恶果外，司马越政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分裂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司马越专制朝政，大力搜罗人才为己所用，但是与地方州郡拥兵自重者矛盾重重，“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33]。尤其与青徐兖地域的军政长官苟晞、苟纯兄弟更是由亲信成为死敌。“怀帝永嘉四年五月……是时，天下兵乱，渔猎黔黎，存亡所继，惟司马越、苟晞而已”，“其后司马越苟晞交恶，四方牧伯莫不离散，王室遂亡”[34]。司马氏与苟氏仇怨深结的起因在于司马越与苟晞争夺兖州。《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永嘉初，自许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汲桑，破之。越还于许，长史潘滔说之曰：‘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乃转苟晞为青州刺史，由是与晞有隙。”[35]兖州在西晋末年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所处的地位同东汉末年差不多，为天下枢要。兖州向西便于进入洛阳，控制洛阳朝政；向东便于控制东部青徐二州的海上交通要道；并且有黄河、济水可以有效的阻挡进攻。所以兖州成为永嘉初年司马越与苟晞争夺的对象。
苟晞未与司马越构隙之前为兖州刺史，冀州的叛乱及羯族石勒的入侵主要依靠苟晞平定和抵御。永嘉元年十二月，司马越领兖州牧而以苟晞为青州刺史，此后冀州局势大变，苟晞不再参与平定冀州的叛乱，于是晋军节节败退，冀州大部分陷于石勒之手。永嘉二年四月，“石勒攻陷冀州郡县百余壁”[36]。冀州东南与青徐兖地域相邻，冀州一旦不保，青徐兖地域会首先遭到攻击，形势果然如此。永嘉三、四年间，王弥联合石勒、刘渊等羯族、匈奴族势力攻入兖州、徐州。永嘉二年至永嘉五年苟晞为青州刺史期间，青州局势比较稳定，未遭到进攻或爆发动乱，时北方以青州苟晞、幽州王浚势力较为强大[37]。苟晞在青州是有力量进入兖州平叛的，他曾击退魏植率冀州流人在兖州的掠夺。《晋书》卷六一《苟晞传》：“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晞出屯无盐，以弟纯领青州……晞寻破植。”但是在王弥、石勒等大肆进攻兖州的时候，却不见苟晞有任何行动。这是因为苟晞与司马越的关系已经恶化，他们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战争。
苟晞受到司马越同党潘滔等人的诬陷，“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请越从事中郎刘洽为军司，越皆不许”，于是苟晞一怒之下举起反对司马越的大旗，苟晞曰：“司马元超（按越字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今将诛国贼，尊王室”，于是移告诸州，陈越罪状。怀帝不甘心做司马越的傀儡，趁机下诏支持苟晞，以苟晞统六州以剪除国难，晋怀帝诏曰：“加王弥、石勒为社稷之忧，故有诏委统六州……今复遣诏，便施檄六州，协同大举，翦除国难，称朕意焉”[38]。但是诸方镇州郡心存异心，无人响应来匡扶帝室。其实，苟晞也并不是真心辅佐怀帝，只是想借助怀帝的名号来讨伐司马越。在强臣专权、战乱遍及全国、皇帝权威衰弱到极点之时，地方方镇势力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发展，天子的名号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一点同东汉末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司马越为宗室大臣，势力强大，得到诸多朝中大臣以及地方势力的支持，其他势力不敢与之抗衡。
苟晞积极与怀帝密谋打败司马越夺回大权，对于王弥等势力的侵袭活动并未上心，“会王弥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齐地。苟纯城守，嶷众转盛，连营数十里。晞还，登城望之，有惧色”，苟晞与曹嶷连战获胜，后来率领精锐之兵继续同曹嶷作战，却惨遭失败，“部众皆降嶷”[39]，苟晞单骑逃奔兖州高平，重新募兵数千人，从此失去对青州的控制权，青州自此以后直到西晋灭亡一直在曹嶷的统治下。青州陷入曹嶷之手还在于苟晞与司马越之间的混战使其丧失民心，所委任的郡国太守不愿为之而战，而是放弃抵抗，避乱辽东。“初，鞠羡既死，苟晞复以羡子彭为东莱太守。会曹嶷徇青州，与彭相攻；嶷兵虽强，郡人皆为彭死战，嶷不能克。久之，彭叹曰：‘今天下大乱，强者为雄。曹亦乡里，为天所相，苟可依凭，即为民主，何必与之力争，使百姓肝脑涂地！吾去此，则祸自息矣。’郡人以为不可，争献拒嶷之策，彭一无所用，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毖”[40]。
苟晞战败后元气大伤，退至兖州高平，此时司马越正组织力量对抗苟晞。永嘉五年正月，司马越同苟晞展开了一场大战。司马越自领豫州牧，和兖州刺史杨瑁、徐州刺史裴盾进攻苟晞。虽然苟晞被曹嶷打败力量受损，但是司马越仍然惨败。《晋书》卷六一《苟晞传》：“初，越疑晞与帝有谋，使游骑于成皋间，获晞使，果得诏令及朝廷书，遂大构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讨晞，复下檄说晞罪恶，遣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使骑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及执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斩之。会越薨，盾败，诏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所谓“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越）遂忧惧成疾”[41]，大概就是指司马越因与苟晞之战中亲信大臣被杀，忧惧而死。苟晞得以控制怀帝，担任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但是为时已晚，由于苟晞、司马越不能同心协力对付王弥、石勒等，在他们互相惨杀四个月之后，洛阳陷落，怀帝被俘。不久苟晞也在蒙城被石勒俘杀。
永嘉五年（311），两大控制青徐兖地域的政治集团领袖司马越和苟晞相继死去。统领并州的刘琨、荀藩以及接受司马睿统领的兖州郗鉴等势力开始涉足青徐兖地域。永嘉末年至建兴初年，斗争在继续，矛盾亦在继续。这一时期晋室有三股势力驻守兖州。刘琨、荀藩、司马睿均欲控制兖州，永嘉五、六年间，他们各自委派刺史进行统治。《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载：“初，刘琨用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为兖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还。及邺城失守，琨复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前中书侍郎郗鉴，少以清节著名，帅高平千余家避乱保峄山，琅邪王睿就用鉴为兖州刺史，镇邹山。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从。”三股势力在兖州肯定会产生内争。
据司马光考异所引《刘琨集》所载，刘琨所派兖州刺史焦求首先遭到荀藩所派刺史李述和陈留太守琅邪王玄的联合攻击，刘琨为避免内争便召回焦求，转而派兄子刘演为兖州刺史，驻守廪丘。刘琨向丞相司马睿申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大敌当前，不应当自寻干戈，“演今治在廪丘，而李述、郗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荀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辄敕演谨自守而已”[42]。刘琨“自守”的主要原因是另外两派势力荀藩和司马睿有着外戚、宗室的强大背景，刘琨自知不敌。司空荀藩是愍帝之舅，并且荀藩承认琅邪王睿的盟主地位，《晋书》卷三九《荀组传》：“怀帝蒙尘，司空王浚以组为司隶校尉。组与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为盟主。”荀藩委派的兖州刺史李述曾为齐王冏故吏。《晋书》卷三九《荀闿传》：“大司马、齐王冏辟为掾。冏败，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闿与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请葬，朝议听之，论者称焉”。李述同荀藩子荀闿很可能有一定的交情，所以被荀藩任命为兖州刺史。荀藩虽然在建兴元年九月被害，但荀藩挟持愍帝，委派的刺史名义上代表的是西晋正宗帝室的地方官员，刘琨也不好与之正面交锋。高平郗鉴受到司马睿的委任，有自己的宗族部曲，是兖州本土力量。司马睿是西晋宗室，并在江南立制称王，郗鉴得到司马睿的支持再加上强大的地方势力，刘琨更不敢与之为敌。其次，青徐兖地域的大族琅邪王氏家族成员王玄并不支持刘琨在兖州的统治，“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43]。王玄是王衍之子，少有俊才，与卫玠齐名，有豪气，荀藩用为陈留太守，屯尉氏[44]。琅邪王氏之王衍、王戎在西晋末年的权势之大自不必说，只说当时辅佐司马睿的王导、王敦均是很有实权的人物，刘琨自然不敢得罪。再者，刘琨在冀州与王浚进行争夺，同时受到石勒的大举进攻，他无力在兖州展开战事，所以采取自守的策略以保住兖州的地盘来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2）晋室诸势力与胡汉诸势力在青徐兖地域的对抗
晋室诸势力有苟晞、东海王越等，胡汉诸势力有王弥、曹嶷、石勒、刘渊。
王弥出身官僚之家，本传称“家世二千石”，祖父王颀为曹魏玄菟太守，西晋武帝时汝南太守。王弥参加了惠帝光熙元年（306）三月爆发的东莱刘伯根叛乱。《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于东莱之惤县，弥率家僮从之，柏根以为长史。”[45]王弥起兵同东莱惤县县令刘伯根一样，都是想在西晋宗室内部诸王争斗的不可开交之时，用武力获取政治资本。刘伯根很快失败被杀，而王弥却利用东莱靠海的有利地形，“聚徒海渚”[46]。怀帝永嘉元年二月起兵青徐，被苟纯打败后，又逃入长广山积聚力量。王弥权略武力过人，青土号为“飞豹”。王弥作乱兖州陈留，陈留太守泰山胡毋辅之不能制服。《晋书》卷四九《胡毋辅之传》：“东海王越闻辅之名，引为从事中郎，复补振威将军、陈留太守。王弥经其郡，辅之不能讨，坐免官。”虽然王弥屡次被河内苟氏兄弟打败，但是很快恢复壮大队伍，以至在一年之内兵锋遍及青徐兖豫四州，永嘉二年三月“王弥寇青、徐、兖、豫四州”[47]，“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48]。西晋从此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赞曰》：“中朝隳政，王弥肇乱”。在王弥起兵前，已有刘渊、李雄、张昌、陈敏等反叛，为什么史臣称王弥之乱为“中朝隳政”之端呢？王弥叛乱前，匈奴刘渊在并州、氐族李雄在益州、张昌在荆州反叛，均各自建立政权，陈敏自称楚公，从沔汉奉迎天子。首先来看刘渊、李雄的叛乱。益州远在西南，一时对京都洛阳构不成威胁；并州虽然与司州毗邻，但刘渊起兵于并州的离石，位于狭长的并州的西北方，远离京都，不具备地理优势。而且都是少数民族叛乱，号召力和影响力还不能遍及广大的中原和汉族地区，一时也未能直接威胁帝王所在地京都洛阳，他们反叛后西晋局势似乎还有挽回的余地。可以说他们的烽火在元嘉之前尚未燃及中原。其次张昌、陈敏叛乱。张昌起兵于荆州义阳，在荆州的北部，与洛阳较近，并且兵锋所及“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49]。但是张昌五月起兵，八月即被杀，张昌别帅石冰也在起义的第二年永兴元年三月与陈敏作战中被杀，局势很快得到控制。陈敏于永兴二年（305）在扬州举兵，也在永嘉元年（307）三月被周馥平定。张昌、陈敏虽然对局势影响较大，但是最终都被平定。第三，王弥之乱起兵于后，但最具有杀伤力。西晋在镇压以上叛乱时已经大伤元气，以东海王越为首的西晋洛阳政权已经很难制服王弥之乱。因此王弥起兵仅一年时间烽火就蔓延至青徐兖豫四州，兖豫二州紧连司州，对京都洛阳造成恐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王弥促成了东西反叛力量和胡汉力量的联合，西晋朝廷对之束手无策，几乎是坐以待毙。王弥和刘渊早有交情，曾扬言“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50]因而他受挫后马上投归刘渊。王弥之乱使整个中原地区和洛阳政权陷入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夹击的境地，对西晋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王弥与刘渊部将刘曜一同攻破洛阳，倾覆晋室，所以称王弥为“肇乱”。
王弥投归匈奴刘渊以后，青徐兖地域的兖州、徐州遭到王弥和少数民族势力的联合进攻。兖州的东燕白马、陈留仓垣等地成为王弥、石勒、刘渊势力突破黄河南下必争的战略要地[51]。王弥与羯族石勒一起进攻徐兖二州，此时东海王越辅政，他派出将领率军抗击，结果大败。《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怀帝遣北中郎将裴宪次白马讨弥，车骑将军王堪次东燕讨勒……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翟，遣弟璋与石勒共寇徐兖，因破越军。”《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怀帝永嘉四年正月条载：“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济河，拔白马，王弥以三万众会之，共寇徐、豫、兖州。”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的势力竞相攻入兖州鄄城、白马、浚仪等地，所到之处晋军惨败，只有仓垣一战获胜。永嘉三年九月丙寅，“刘聪围浚仪，遣平北将军曹武讨之。丁丑，王师败绩”，永嘉四年二月，“石勒袭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战败，为其部下所害。勒又袭白马，车骑将军王堪死之”，四年十月，“石勒围仓垣，陈留内史王赞击败之，勒走河北”[52]。青徐兖地域之青州在永嘉五年（311）已被王弥部将曹嶷控制。以东海王越为首的西晋政权在王弥、刘渊、石勒的强势进攻下，节节败退。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死，送丧回东海的队伍在途中遭到石勒追击，“王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53]，司马越的兵力和西晋的王公大臣至此几乎消亡殆尽。
（3）王弥与石勒对青徐兖地域的争夺
王弥与石勒表面上都接受匈奴刘渊的统领，一同率军进攻西晋，但是石勒对王弥一开始就心存芥蒂，王弥则是尽量巩固统一战线，弥合矛盾。《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初，石勒恶弥骁勇，常密为之备。弥之破洛阳也，多遗勒美女宝货以结之。时勒擒苟晞，以为左司马，弥谓勒曰：‘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弥，阴图之。”他们之间真正分裂并发生火并的原因在于王弥听从了东莱刘暾的谋划，派部将曹嶷建立了青州根据地，并图谋进一步兼并石勒，被石勒发现后袭杀。
东莱刘暾是刘毅之子，刘毅曾为青州大中正，东莱刘氏在青州很有影响。司隶校尉刘暾在河间王颙掌控朝政的时候，不愿助纣为虐鸩杀羊皇后，并为此上表，结果被司马颙派军队追杀，于是东奔青州高密王略。东莱刘伯根与王弥叛乱时，刘暾参与平定叛乱。刘暾与王弥曾经完全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二人如何走到一起呢？来自共同的地域东莱以及东莱刘氏在青州的地位和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与刘伯根、王弥作战失败后，刘暾返回洛阳。此时东海王越已护送惠帝和羊后回到洛阳，控制朝政，刘暾亦因为羊皇后伸张正义得以为光禄大夫。在此期间，刘暾因与王弥为同乡受到洛阳令王棱的诬陷，“时刘聪、王弥屯河北，京邑危惧。棱告越，云暾与弥乡亲而欲投之。越严骑将追暾，右长史傅宣明暾不然。暾闻之，未至墓而反，以正义责越，越甚惭”[54]。这一事件反映了刘暾与东海王越的权力之争。刘暾因伸张正义拥有很高的威望，司马越对他已有防备之心，在听到亲信王棱的诬陷之辞后便信以为真，准备以此惩治刘暾。刘暾在匈奴刘曜进攻洛阳时，担任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城守诸军事，击退刘曜的进攻，声望进一步提高。司马越迁其为尚书仆射，但对他的戒心更大，“越惮暾久居监司，又为众情所归，乃以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外示崇进，实夺其权”[55]，不久便夺去刘暾尚书仆射的实职而假以名誉职位。
王弥攻入洛阳，西晋洛阳朝廷文武百官遭到杀身之祸，“（王）弥以（刘）暾乡里宿望，故免于难”。之后，刘暾投靠王弥，开始为之出谋划策。他献出两计：一是建议王弥以青州为根据地。刘暾说王弥曰：“今英雄竞起……且将军可无帝王之意，东王本州，以观时势，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将军宜图之”[56]。二是建议王弥征青州曹嶷兵力以诛杀石勒。《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王弥纳刘暾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暾征其将曹嶷于齐。”王弥听从了刘暾的建议，但是这两项计策成就了曹嶷，王弥自己却被石勒袭杀。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结局呢？首先，王弥派遣左长史曹嶷回青州发展势力，给他不少兵力、物力，“给兵五千，多赍宝物还乡里，……弥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嶷去”[57]，这样大大削弱了王弥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在密谋泄漏遭到石勒突然袭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其次，石勒对王弥早有防备之心，对王弥的举动已经严加监视和防范。当时曹嶷在青州的势力发展很快，“会王弥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齐地。苟纯城守，嶷众转盛，连营数十里”[58]，石勒也担心王弥、曹嶷对其不利，所以在王弥有所行动之前就想密谋图之。刘暾在联络青州曹嶷途经兖州时就被石勒的士兵发现抓获。《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刘暾又劝弥征曹嶷，藉其众以诛勒。于是弥使暾诣青州，令曹嶷引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暾至东阿，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嶷书，大怒，乃杀暾。”石勒知悉此事之后，遂下定决心，趁其不备，设计袭杀王弥，兼并了王弥部众。
石勒消灭了王弥就铲除了在青徐兖地域扩张势力的一个强劲对手，力量大增。正值匈奴所立汉国内部发生血腥政变，刘聪杀刘和为帝，宠信佞幸，不理朝政。石勒吞并赵魏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朗，刘聪的大臣纷纷上谏“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59]”石勒加紧了对兖州的进攻。建兴元年（313）六月，石勒杀害兖州刺史田徽，相继攻陷山东诸郡邑。建兴三年七月，石勒攻陷濮阳，杀害太守韩弘；建兴四年四月，石勒攻陷廪丘，北中郎将刘演出奔[60]。并且石勒“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61]。青徐兖地域逐渐陷于石勒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