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与“青徐黄巾”

生存环境的恶劣、东汉政府残酷的经济剥削加之外敌的侵扰逼得青徐兖地域的民众揭竿起义。东汉后期青徐兖地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又为青徐黄巾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强悍的民风使青徐兖地域民众敢于起来反抗，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青徐黄巾”就在青徐兖地域这种独特的环境与历史背景下生存、发展起来。

自古以来，青徐兖地域民风剽悍。《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齐带山海……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古之齐国，与东汉时期青州大致相当。《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论徐州地区风俗曰：“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青徐兖地域在“劲悍轻剽”的强劲民风的浸染下，从王莽末年到东汉桓帝时期，暴动不断，东汉灵帝时期“青徐黄巾”就秉承了这一地域人民勇于反抗的传统。

早在王莽末年，数十万赤眉起义军在樊崇的领导下起兵青徐，声势浩大。“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59]。东汉初年，这一地域仍然动荡不安，变乱屡起。《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1）“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60]。光武帝建武“八年（32），颍川桑中盗贼群起，宗将兵击定之。后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61]。东汉建立十六年后，青徐兖地域仍是全国民乱最严重的地区。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62]。《后汉书》卷三八《张宗传》亦载：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汉安帝延光三年（124）“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录盗贼”[63]。卷六一《左雄传》：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司、冀复有大水……寻而青、冀、杨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汉桓帝时期，“徐、兖二州盗贼群辈”[64]。东汉末年，“青徐黄巾”能在前期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主力军被消灭之后，异军突起，同青徐兖地域的强劲民风和勇于起义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宗教因素来看，黄巾军用来组织起义的太平道最早起源于青徐兖地域的琅邪郡，太平道在青徐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声势浩大的青徐黄巾起义深受青徐兖地域宗教因素的影响。

青徐兖地域的琅邪郡是天师道的发源地[65]。《后汉书》卷三〇《襄楷传》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曲阳盖东海之曲阳，琅邪、东海皆东汉徐州之郡，从“张角颇有其书焉”可知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显然与琅邪于吉和宫崇所得神书大有渊源，也可以说张角太平道的思想来自《太平清领书》。灵帝即位后，对异端宗教宽容，承认了《太平清领书》的合法地位，不像顺帝时期把它视为妖妄之书而禁止流传，此举有利于太平道的传播。灵帝时期水灾、地震、蝗灾、瘟疫连年不断，朝廷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张角以治病救人的方式传播太平道，十余年间积聚数十万人的力量。《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黄巾大起义之初青徐兖三州也同时响应，但起义规模不大，也许与青州济南黄巾大方领袖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有关，大概起义未进行之前这一地区就已遭到镇压。作为太平道的发源地，青徐兖地域的太平道应该有着广泛的影响，容易以此来组织民众起义。青徐兖地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之后，终于爆发了比前一阶段更猛烈、力量更雄厚的黄巾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