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燕统治青徐兖始末
后燕慕容垂临终前，下诏命慕容德镇守邺城。所以慕容宝即位后，“以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邺，罢留台，以都督专总南夏”[182]。公元398年，慕容德从黎阳津渡河，徙至滑台，改元置百官，后燕未亡，南燕已立。慕容德始都滑台时，南燕疆域很小，“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183]。
（1）南燕立国广固
镇守滑台的慕容和长史李辩反叛，杀死慕容和，以滑台投归北魏。慕容德失去滑台后，大臣韩范认为应该先据一方作为立国之基。对于定都何处，慕容德的谋臣将士之间存在异议。大臣张华建议占据彭城，认为“彭城阻带山川，楚之旧都，地险人殷，可攻而据之，以为基本”[184]。多数大臣认为应当夺回滑台，只有潘聪建议占据青徐兖地域，在广固立国。潘聪曰：
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距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进于后。辟闾浑昔负国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顺，大军临之，自然瓦解。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185]
潘聪否定滑台、彭城的理由是二城位于交通要道，无险可依，距离强敌北魏、后秦、东晋较近，不占据地理优势。而青徐兖地域不同，一有“四塞之固”，二有“负海之饶”，三有“三齐英杰”，四有足为帝王之都的广固城。慕容德又访问沙门朗公，朗公认为潘聪的策略为兴邦之术，并提出了详细的进攻青徐兖地域分三步走的计划：“宜先定旧鲁，巡抚琅邪，待秋风戒节，然后北转临齐”[186]。慕容德遂下定决心占据青徐兖地域为根据地。
此时各方政权的势力尚未触及青徐兖地域。原来统治青徐兖地域的后燕早已退至龙城，且陷于政争之中，势力不及于此。后秦姚兴专注于西方，北魏在同北方的高车、柔然作战，东晋国内，内乱此起彼伏，桓玄、王恭与孙恩、卢循相继叛乱，使得东晋无暇顾及青徐兖地域。
慕容德率军南下，“兖州北鄙诸县悉降，置守宰以抚之”。这种军至即降的景象使慕容德认为对于占据广固的辟闾浑似乎也可传檄而定，“德遣使喻齐郡太守辟闾浑，浑不从”[187]，于是公元399年六月慕容德派遣慕容钟率领两万步骑兵进攻辟闾浑。南燕之前，已有前燕、后燕两个鲜卑慕容氏政权先后统治过青徐兖地域，统治期间，应该深得民心，因为在慕容德进攻琅邪之时，十余万人归附迎接，《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载：“德进据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余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余人。德进寇莒城，守将任安委城而遁。”辟闾浑将八千余家徙入广固，其它“诸郡皆承檄降于德”[188]，广固成为一座孤城，辟闾浑携妻子将投奔北魏，被慕容德射声校尉刘纲追斩于莒城。公元399年，在青州嚣张一时的辟闾浑势力迅速被慕容德消灭，第二年慕容德定都广固，史称南燕。
当东晋桓玄欲篡位自立时，与南燕接界地区的东晋刺史太守如冀州刺史刘轨、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广陵相高雅之、征虏将军刘敬宣等皆投奔南燕，中书侍郎韩范上疏劝慕容德趁机进攻东晋，“且江淮南北户口未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189]，此时东晋有内乱已经七年，江淮防线空虚，但是慕容德因其他人反对而未采取行动，错过了南攻的有利时机。南燕政权仅在青徐兖地域维持了十年便被东晋刘裕消灭。
（2）南燕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
南燕是第一个在青州建立的政权[190]，置青、徐、兖、并、幽五州，实际统治疆域不出青徐兖三州，并、幽二州均为置于徐州的侨州[191]。其疆域“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巨野，北薄于河”[192]。统治时间从慕容德在广固称帝（400）到政权灭亡（410）仅十年而已。
慕容德从进军兖州开始，就尽力安抚青徐兖地域百姓。在兖州置守宰后，“存问高年，军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属路”[193]；推崇儒家文化，占据广固第二年慕容德至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至汉城阳景王庙，宴庶老于申池”[194]；提拔青徐兖籍人士为官，以青州秀才晏谟为尚书郎。经济方面的措施是置盐官发展盐业，以供给国家和军队所需，“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195]。
南燕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并不稳固。慕容德时期中央出现宗室叛乱——司隶校尉慕容达谋反。《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具母兄凶问，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其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遣牙门皇璆率众攻端门，殿中师侯赤眉开门应之。”慕容德斩杀赤眉，慕容达仓惶逃奔北魏。地方出现泰山民乱，“先是，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自称太平皇帝，号其父为太上皇，兄为征东将军，弟征西将军。慕容镇讨擒之，斩于都市”[196]。慕容德时期，南燕还受到北魏的威胁，与北魏在兖州济北作战，“慕容法及魏师战于济北之摽榆谷，魏师败绩”[197]。元兴三年（404）三月，东晋降将刘敬宣、高雅之联合青州大姓和鲜卑豪帅发动政变，企图以司马休之取代慕容德，因事泄失败。接着第二年慕容超即位之初就发生了慕容钟等宗室元勋、外戚大臣在青徐兖地域的反叛事件，可谓举国震荡。唐长孺先生认为：这次政变发生的原因，一是与前一年南燕为使荫户成为国家编户齐民而进行的户口检扩有关；二是慕容德病危时，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表现。并认为慕容超即位后慕容钟等人的大叛乱是这次阴谋政变的最后发露。[198]
（3）刘裕灭南燕
东晋北府军将领刘牢之、刘裕屡次击败孙恩的军队，迫孙恩投水自杀，孙恩余众在卢循的率领下暂时接受东晋的统领。刘裕作为北府军中下级军官，在桓玄篡位后受到重用，但是刘裕不愿受其控制。公元404年二月，刘裕、刘毅等人率北府兵起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打败桓玄，恢复东晋司马德宗的统治，刘裕因功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兖、南青州刺史，镇京口，统率北府重兵。公元408年，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控东晋政权。平定内乱之后，面对北方南燕政权在边境地带的侵扰[199]，刘裕决意北伐南燕。
时东晋朝中大臣几乎均反对举兵伐燕，“刘裕抗表伐南燕，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200]。刘裕在这种情况下，执意率军北伐。
义熙五年（409）四月刘裕率舟师从建康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驻东莞。因为慕容超放弃大岘天险，刘裕轻易通过大岘山，进至临朐。在临朐南两军展开激战，刘裕摆开车阵抗击南燕骑兵，另外派遣军队袭击临朐城，当日攻陷临朐，慕容超退至广固。刘裕率军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余斩获千计。随即大军进广固，屠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201]第二年六月，刘裕终于攻下广固，灭掉南燕。刘裕一举灭掉南燕，是当初反对者始料不及的。学界已有的关于刘裕北伐取胜的原因为：一是刘裕攻燕时机恰当。北方此时正处于前秦亡后的再分裂时期，南方的力量是超过北方的。二是刘裕进军路线选择琅邪、大岘崎岖的山道，而未取道地势平坦的徐、兖，避免了秦、魏从侧翼袭击。三是步、骑、水、车密切配合。四是刘裕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抗击南燕骑兵的突击。如取道山地而不取道平原；沿途筑城留兵，步步为营；重新使用战国以后弃而不用的车兵[202]。除了以上刘裕周密的军事部署和出色的战略战术外，一举灭燕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刘裕所率伐燕的军队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其将领绝大部分是来自青徐兖地域的侨民[203]。
据《宋书》诸传，跟随刘裕伐燕的将领共21人，刘怀玉、慎仲道、索邈3人籍贯未知，陶延寿、孙处、胡藩3人分别为南方鄱阳、会稽、豫章人士，其它15人均为北来侨人。除河内向弥、沛郡刘粹、太原王懿、颍川庾悦4人之外，来自青徐兖地域者有11人：彭城刘藩、东莞刘穆之、高平檀韶、彭城刘怀慎、安丘孟龙符、彭城刘钟、东海虞丘进、兰陵蒯恩、刘裕弟刘道怜、琅邪王诞、彭城刘敬宣。此外还有东莞臧熹，为刘裕的参中军军事，积极支持刘裕北伐。这些侨人主要居住在京口及京口所在的晋陵郡，刘裕亦世居京口，因地域之便，他们紧密团结在刘裕麾下，同刘裕关系密切。他们之中有的是刘裕军府中的将领和僚佐，如刘穆之为刘裕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王诞为刘裕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有的是刘裕亲戚，如刘道怜为刘裕之弟，刘怀慎为刘裕从母兄弟；河内向弥世居京口，与刘裕有旧[204]；并且刘藩、刘穆之、檀韶、刘钟、虞丘进、蒯恩、刘道怜、刘敬宣、向弥、刘粹等人追随刘裕平定京城桓玄之乱，是刘裕重建北府兵的中坚力量，也是刘裕后来平定孙恩、卢循起义所依靠的军事力量。由以上可知，这些将领大部分自刘裕首举义旗反对桓玄之时就接受刘裕的统领，跟随刘裕南征北战，经历战火的磨砺，战斗力很强。他们在伐燕战争中，有收复故土家园的强大动力，作战勇敢，士气高昂。他们大都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孟龙符被称为“临朐之战，气冠三军”[205]。他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还是刘裕倚仗的军事谋臣。刘穆之“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蟆中画策，决断众事”[206]；王诞，“高祖请为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广固，领齐郡太守”[207]；刘敬宣，“围广固，屡献规略”[208]。
其次，南燕慕容超实行纵敌深入的战术，自弃大岘天险[209]，此举实为失策。大岘在临朐县东南，地势险恶，为东晋、南北朝前期青州南通淮泗之军道要阻。慕容超自弃大岘山天险，青徐兖地域失去天然屏障，使刘裕轻易通过大岘山，进至临朐。刘裕军队长驱直入、势不可挡，战争进行了八个月，以南燕的灭亡告终。刘裕得以收复青徐兖地域。
在刘裕攻燕之初，公孙五楼曾提出上中下三策：“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210]公孙五楼的上策是极为可取的，能充分发挥青徐兖地域依山凭海的地理优势，开辟三条战线，派军从陆路的东路（缘山东下）和海路南下（循海而南）主动进攻，陆路的西路大军守住大岘山以挫晋军锐气。可是慕容超偏偏采取退守大岘的下策，结果正中刘裕下怀，使刘裕能够按照原来的部署作战。
第三，刘裕善于安抚人心，招纳、任用降将。《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抚纳降附，华戎欢悦；援才授爵，因而任之。”刘裕此举使慕容超大将垣遵、遵弟苗并率众归顺，慕容超原来叛降北魏的徐州刺史段宏亦自河北归顺。重要的是南燕所依赖守城的张纲亦降刘裕，“纲者，超伪尚书郎，其人有巧思……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超求救不获，纲反见虏，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马千匹。不听，围之转急。……张纲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211]。张纲在广固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刘裕北伐南燕受到北方人民的大力支援。《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刘裕）于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北方的民心向背也是战争获胜的重要原因。
[1]《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扬州》：“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第463页）
[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221页。
[3]〔日〕中村圭尔：《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载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4]胡阿祥先生对东晋侨置州郡与原州郡和本地州郡之间的关系有专门论述，参见《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5]参见《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青州》，第450页；《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兖州》，第1053页；《州郡志一·青州》，第1093页。
[6]京口位于扬州晋陵之丹徒。《晋书》卷六二《祖逖传》：“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丹徒属于晋陵郡，那么京口亦属于晋陵郡。（第1694页）《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八月“（祖）逖居京口”条胡三省注曰：“吴孙权自吴徙丹徒，谓之京城，有京岘山在其东，其城因山为垒，俯临江津，故曰京口。”（第2801页）
[7]《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泰山郡》引《永初郡国》：“江左侨立郡，晋成帝咸康四年省，后又立。”（第1046页）
[8]以上参见《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兖州》，第420页；《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兖州》，第1053页。
[9]参见《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徐州》，第453页；《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第1038页。
[10]关于侨东海郡，《晋书》与《宋书》记载不一致，《晋书》所载文义不通，所以笔者以《宋书·州郡志》为是。《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徐州》：“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第453页）《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第1038页）
[11]《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载成帝时立南沛郡：“江左侨立。晋明帝又立南下邳郡，成帝又立南沛郡。”（第1043页）与《晋书·地理志》所载不同。
[12]参见〔日〕中村圭尔：《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刘驰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毛汉光：《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4]关于琅邪王氏在东晋的地位和影响，学界已有全面深入的研究。田余庆先生的《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着重于论述琅邪王氏之王衍、王导、王敦等人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张金龙师在论述《门阀士族与东晋禁卫军权》时，从琅邪王氏等门阀士族出任禁卫武官的情况，揭示了门阀士族不仅控制强藩，同时也控制着中央禁卫军权的现象（《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2—330页）。
[15]余嘉锡先生云：“诸葛三君，功名鼎盛，彪炳人寰，继以瞻、恪、靓，皆有重名。故渡江之初，犹以王葛并称。”（［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上《方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页）
[16]《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页。
[17]《晋书》卷四九《羊曼传》，第1382页。
[18]《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0页；卷七七《蔡谟传》，第2033页。
[19]《晋书》卷五六《江统传附子虨传》，第1538页。
[20]《晋书》卷七〇《卞壼传》，第1871页。
[21]《世说新语》中卷上《雅量》（《世说新语笺疏》，第362页）；《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第2093页。
[22]《晋书》卷八一《羊鉴传》，第2112页；《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世说新语笺疏》，第241页）。
[23]《世说新语》中卷上《方正》（《世说新语笺疏》，第306页）。
[24]《晋书》卷六八《纪瞻传》，第1815页；卷七〇《卞壼传》，第1867页；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60页。
[25]《晋书》卷七三《庾亮传》，第1921页。
[26]田余庆先生对王导和郗鉴之间的关系已有论述，参见《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第54页）。
[27]《晋书》卷八一《羊鉴传》，第2113页。
[28]《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2页。
[29]《晋书》卷四九《阮修传》，第1366页。
[30]《晋书》卷四九《阮放传》，第1367页。
[3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29—1539页。
[32]《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3页）：“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太子舍人。”《世说新语》卷下《纰漏》：“王敦初尚主”条刘孝标注曰“敦尚武帝女舞阳公主”。（《世说新语笺疏》，第910页）《晋书》卷八〇《王献之传》：王献之“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第2105页）《世说新语》上卷上《德行》刘孝标注引《献之别传》：“父羲之，右将军。咸宁中（笺疏：咸宁应作咸安），诏尚余姚公主，迁中书令，卒。”（《世说新语笺疏》，第40页）以上两书所载均不同，笔者以《晋书》所载为是。《晋书》卷六五《王导传附子悦传》：王琨“子嘏嗣，尚鄱阳公主。”（第1755页）同上，卷三二《王皇后传》：“安僖王皇后讳神爱，琅邪临沂人也。父献之，见别传。母新安愍公主。”（第983页）新安公主为简文帝之女，《太平御览》卷一四九《皇亲部一五·太子四·太子妃》注引王隐《晋书》：“王献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9页）同上，卷一五二《皇亲部一八·公主上》注引《晋中兴书》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简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适桓济，重适王献之。”（第744页）
[33]《晋书》卷九三《羊玄之传》，第2413页；卷三一《景献羊皇后传》，第949页；卷四九《羊曼传》，第1382页。
[34]《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页。
[35]《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琰子混传》，第2079页；《世说新语》下卷下《排调》（《世说新语笺疏》，第820页）。
[36]《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第2042页）
[37]《晋书》卷五六《王导传》，第1745页。
[38]《晋书》卷六七《王舒传》，第1999页；卷七六《王廙传》，第2002页；《王廙传附弟彬传》，第2005页；《王廙传附彬从兄棱传》，第2012页。
[39]《晋书》卷四九《羊曼传》，第1382页。
[40]《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2页；《蔡谟传》，第2034页，卷四九《阮孚传》，第1364页。
[41]《晋书》卷七〇《卞壼传》，第1867页。
[42]《晋书》卷六七《王舒传》，第1999页；卷七〇《卞壼传》，第1871页；卷五六《王导传附孙珣传》，第1756页。
[43]《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44]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797、1800页。
[45]以上参见《晋书》本传。
[46]《晋书》卷一〇〇《苏峻传》，第1799—1800页。
[47]《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及钱凤、沈充等逆兵四合，而为王师所挫，逾月而不能济水，北中郎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第836页）同上卷八一《刘遐传》：“太宁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含败，随丹阳尹温峤追含至于淮南，遐颇放兵虏掠。”（第2130页）
[48]《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3页；卷四九《阮孚传》，第1365页；卷七〇《卞壼传附子敦传》，第1873页。
[49]《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799、1800页。
[50]《晋书》卷七六《王舒传》，第2001页；卷七七《蔡谟传》，第2034页；卷八一《羊鉴传》，第2113页；卷四九《羊曼传》，第1382页；卷七〇《卞壼传》，第1872页。
[51]毛汉光：《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52]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53]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均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
[5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17页。
[55]对王庾江州之争，田余庆先生有深入细致的论述（《东晋门阀政治》，第117—128页）。
[56]田余庆先生认为，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由此到晋末为止，再没有一人真正能影响政局（《东晋门阀政治》，第128页）。
[5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78、79页。
[58]《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昙子恢传》，第1805页。
[59]一般来说，资重者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张金龙师：《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314页。
[60]张金龙师：《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329页。
[6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62]《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27、2729页。
[63]《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08页。
[64]《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54页。
[65]《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66]《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67]《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8页。
[68]《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8页。
[69]《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77页。
[70]《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71]《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八年十月条，第3130页；穆帝永和九年，第3136页。
[72]《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9页。
[73]《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十年六月条，第3143页。
[74]《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四》海西公太和四年七月条，第3215页。
[75]《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3159页。
[76]《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3159页。
[77]《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升平二年十月条，第3172页。
[78]《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一三》元帝太兴二年十二月条，第2874页。
[79]《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3159页。
[80]《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雍州》，第431页。《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载兖州刺史镇胡陆，未知孰是。（第2902页）
[8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82]《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条，第3154页。《晋书·苻生载记》有不同记载：“晋将军刘度等率众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卢氏”。考诸史书，袁朗只见此一处，而王朗原为后赵大将，降前秦，应以王朗为是。
[83]《资治通鉴》卷一〇三《晋纪二五》简文帝咸安元年二月条，第3243页。
[84]《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0、2900、2901页。
[85]《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六》孝武帝太元三年七月条，第3286页。淮南之战主要在徐州之地展开，据此分析应为徐州刺史统领军队进行，而彭超为兖州刺史，较难理解。《晋书》、《资治通鉴》记载可能有误，彭超为徐州刺史较合逻辑。
[86]据《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毛盛为兖州刺史，而王仲荦先生认为毛盛为南兖州刺史，可能依据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8页）。
[87]亦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第2965页。
[88]以上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第233页；《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纪二七》孝武帝太元八年六月条，第3308页。
[89]《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22、2923页。
[90]《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36页。
[91]《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六年五月条，第3399页。
[92]《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正月条，第3373—3374页。
[93]《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二月条，第3375—3376页。
[94]《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二月条，第3382页。
[95]《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〇》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六月条，第3406页。
[96]《资治通鉴》与《晋书》所载不同。一为黎阳太守，一为魏郡太守。《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八》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条：“鲜于乞之杀翟真也，翟辽奔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甚爱信之”（第3358页）。《晋书》卷五七《腾修传》：“修曾孙恬之，龙骧将军、魏郡太守，戍黎阳，为翟辽所执，死之”（第1554页）。慕容儁时期已出现黎阳太守，可能鲜卑慕容氏政权于此置郡，而东晋政权并不承认，故有不同记载。
[97]《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2页。
[98]《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纪三五》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条，第3556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平州》，第428页。
[99]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第3374、3376、3377页；同书同卷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二月条，第3382页；卷一一三《晋纪三五》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条，第3556页。
[100]《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谓辟闾浑为东晋齐郡太守，第3166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三三》安帝隆安三年八月条（第3495页）和《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德传》均载辟闾浑为东晋幽州刺史（第2072页）。
[101]《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三三》安帝隆安三年八月条，第3495页。
[102]《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正月条，第3152页。
[103]《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8页。
[10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105]《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1页。
[106]《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107]《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108]《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53页。
[109]关于坞堡壁垒，学界一般认为是民间自卫组织建立的军事据点。《中国军事史》编写组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起来自卫，构筑防御工事，以抵抗敌对力量的进攻和烧杀掠夺，这种非国家政权建立的军事据点为坞壁（《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黄惠贤《试论中国三至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5—6期），田昌五《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韩〕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110]《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1页。
[111]《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1—2112页。
[112]《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2页；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36页；《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一三》元帝太兴三年五月条，第2876页。
[113]《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2页。
[114]《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0页。
[115]《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27页。
[116]《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一三》元帝太兴二年二月条，第2866页。
[117]《晋书》卷六三《邵续传》，第1704页。
[118]《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青州》：“东莱人曹嶷为刺史，造广固城，后为石季龙所灭”。（第450页）
[119]李森：《南燕广固城的调查与研究续》，《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20]［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7页。
[121]［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3、2235页。
[122]《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29页。
[123]《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晋书》卷六《明帝纪》所载不同，其中石瞻为石良，檀斌为檀赟，《晋书》校勘记已指出此处不同。（第158页）
[124]《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3页。
[125]《晋书》卷七三《庾翼传》，第1933—1934页。
[126]据《晋书》卷八《穆帝纪》（第195页）和《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纪二〇》穆帝永和五年七月条（第3095页）所载，改“徐龛”为“王龛”。《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校勘记亦已指出（第2423页）。
[127]《晋书》卷九三《外戚·褚裒传》，第2416页。
[128]《晋书》卷九三《外戚·褚裒传》，第2417页。
[129]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130]《晋书》卷八《穆帝纪》，第198页。
[131]《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
[132]《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5页。
[133]《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条，第3136页。
[134]《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九年十一月条，第3136页。
[135]《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8页。
[136]《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一年十二月条，第3151页。
[137]《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一年十二月条，第3151页。
[138]《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正月条，第3152页。《晋书·慕容儁载记》载淄水为“济水之南”，而淄水就在济水南面，所以笔者取淄水。《晋书》卷八《穆帝纪》：“镇北将军段龛及慕容恪战于广固，大败之，恪退据安平”，而《晋书》载记和《资治通鉴》均不见段龛击败慕容恪的记载。
[139]《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7页。
[140]《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7页。
[141]《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月条，第3159页。
[142]《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条，第3159页。
[143]《晋书》卷七五《荀羡传》，第1981页。引文中“段兰”据《晋书》“校勘记一二”改为“段龛”。
[144]《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升平二年九月条，第3170页。按《资治通鉴》此句标点有误，应该在“讨李历于濮阳”后加句号，而不是在“讨李历于濮”后加句号。
[145]《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8页。
[146]《晋书》卷七五《荀羡传》，第1981页。据《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十一月“慕容兰屯汴城”条胡三省注：“汴城，即浚仪城。余谓“汴”当作“卞”，鲁国卞县城也。刘朐曰：兖州泗水县，卞县古城也。”（第3159页）
[147]《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40页。
[148]《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41页。
[149]《晋书》卷七九《谢万传》，第2087页。
[150]《晋书》卷七三《庾希传》，第1930页。
[151]《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第2851页。
[152]关于桓温北伐，学界大多认为桓温曾三次北伐。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549页；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80—182页；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106页。吕思勉、王仲荦先生论及桓温北伐时，也只提到三次北伐，但并未说桓温只北伐三次（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195—202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5—339页）。据《晋书》和《资治通鉴》，在学界认为的桓温第二次和第三次北伐期间，应该还发动了小规模的北伐。《资治通鉴》卷一〇一《晋纪二三》穆帝升平五年（361）九月条：“徐、兖二州刺史范汪，素为桓温所恶，温将北伐，命汪帅众出梁国。”（第3186页）《晋书》卷八《哀帝纪》：兴宁元年（363）“九月壬戌，大司马桓温帅众北伐。”（第208页）
[153]王仲荦先生对于桓温这次北伐的经过和开凿的水道论述甚详，参见《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37—339、343页。
[154]《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6页。
[155]《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四》海西公太和四年三月条，第3213页。
[156]《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条，第3214页。
[157]《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八月条，第3216页。
[158]《中国军事史》编写组认为，桓温北伐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得不到晋廷的全力支持和桓温主观指导上的缺点”，同前燕申胤的观点基本相同（《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
[15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39页。
[160]《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6页。
[16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37页。
[162]《晋书》卷六七《郗超传》，第1803页。
[163]据史念海先生研究，汉灵帝建宁中，在汴口增修石门，限制河水大量流入（《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164]《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6页。
[165]《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0页。
[166]《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167]《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902页。
[168]《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17页。
[169]《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六》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条，第3294页。
[170]《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22、2923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纪二七》孝武帝太元九年八月条，第3333页。
[171]《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第2188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纪二七》孝武帝太元九年八月条，第3334页。
[172]《晋书》卷七九《谢玄传》，第2083页。
[173]《晋书》卷七九《谢玄传》，第2083页。关于三魏，《资治通鉴》卷七〇《魏纪二》文帝黄初七年正月条胡三省注曰：“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后以东部都尉立阳平郡，西部都尉立广平郡，谓之三魏。”（第3227页）同上，卷九六《晋纪一八》成帝咸康七年二月条胡三省注曰：“魏郡、阳平、广平为三魏。”（第3042页）
[174]《晋书》卷七九《谢玄传》，第2083页；卷九《孝武帝纪》载朱序镇淮阴，“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镇淮阴。”（第236页）
[175]《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第2189页。
[176]《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八》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十二月条，第3371页。
[177]《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正月条，第3373页。
[178]《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二月条，第3376页。
[179]《资治通鉴》卷一〇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二月条，第3382页。
[180]《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〇》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月条，第3418页。
[181]《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〇》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月条，第3418页。又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第3089页。《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所载略有不同：“（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东平太守韦简及垂将尹国战于平陆，简死之。”（第240页）
[182]《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2页。
[183]《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5页。
[184]《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185]《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186]《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187]以上引文见《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东晋政权曾任命辟闾浑为幽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三三》安帝隆安三年载：“南燕王德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闾浑，欲下之。”（第3495页）《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青州》：“朝廷置幽州，以别驾辟闾浑为刺史，镇广固。”（第450页）
[188]《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7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三三》安帝隆安三年，第3495—3496页。
[189]《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71页。
[190]关于南燕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赵凯球《南燕史钩沉》（《中州学刊》1986年第2期），赵凯球、马新《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韩〕池培善《南燕与慕容德》（《文史哲》1993年第3期），李森《南燕史考论》（《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魏斌《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年）。
[191]《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青州》：“德以并州牧镇阴平，幽州刺史镇发干，徐州刺史镇莒城，青州刺史镇东莱，兖州刺史镇梁父。”（第450页）参见［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9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5页。
[193]《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194]《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8页。
[195]《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8页。
[196]《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70页。
[197]《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第3169页。
[198]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页。
[199]《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德死，兄子超袭位，前后屡为边患。（义熙）五年二月，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第15页）
[200]《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纪三七》安帝义熙五年三月条，第3613页。
[201]《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6页。
[202]《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577页。
[203]据田余庆先生研究，侨居在晋陵的青徐兖三州民户是北府兵的主要来源（《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3页）。
[204]《宋书》卷四五《向靖传》，第1373页。
[205]《宋书》卷四七《孟龙符传》，第1408页。
[206]《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第1305页。
[207]《宋书》卷五二《王诞传》，第1492页。
[208]《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第1414页。
[209]严耕望先生对大岘有详细考证，参见《海岱地区南北交通两道》，《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台湾荣学书局2003年版，第2117—2119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六·青州临朐》载：“破车岘，在县东南三十五里。按：岘高七十丈，周迥二十里，道径险恶，因名破车岘。（第275页）文中所载破车岘就是刘裕北伐南燕所经之大岘。
[210]《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第3181页。
[211]《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6页。据《宋书》校勘记改“楼车”为“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