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

黄巾起义前，青徐兖地域局势已经开始动荡不安，东汉王朝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并不稳固。桓帝时期，泰山、琅邪民众聚众起义，活动范围涉及青、徐、兖三州。永兴二年（154）十一月，“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4]，《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时，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东汉朝廷对青徐兖地域的起义，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首先，笼络泰山、琅邪地区民心。永寿元年（155）六月，“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算三年”[5]。其次，从制度上加强对泰山、琅邪的控制。永寿元年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6]。都尉一官，始于西汉，其主要职权就是“典兵禁，备盗贼”，至东汉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7]，因泰山、琅邪郡国发生动乱，破例在此地重设都尉。由于实行以上有力措施，永寿二年（156）起义被平定。《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将段颎讨，破斩之。”卷六五《段颎传》：“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颂荐颎，乃拜为中郎将。击窦、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这次历时近两年的动乱平息不久，延熹三年（160）九月，泰山叔孙无忌又举兵起义，十一月，叔孙无忌攻杀泰山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8]。宗资的讨伐并未彻底平定泰山地区的动乱，朝廷不得已任命皇甫规为泰山太守，《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青徐兖地域的两次起义平息之后，琅邪、泰山二郡的都尉官也相继撤销，不再设置[9]。

东汉王朝在桓灵时期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桓帝末年至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灵帝建宁二年诏州郡大举党人，青徐兖地方郡国长官和青徐兖地域人士大受其害，“八及”之一的山阳太守翟超、“八厨”之一的任城相刘儒俱死狱中[10]。时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11]，平原相史弼为保护平原郡士人免受党锢之祸，在灵帝下诏大举党人之际一无所上，被上司指责，直言相辩，几乎因此入狱。《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却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东汉王朝桓、灵时期，青徐兖地域郡国长官大都不畏权贵，治理有方。颍川杜密为泰山太守、北海相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12]。颍川李膺出任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13]。酷吏阳球出任青州高唐令时以严苛为名，为平原相时，“郡中咸畏服焉”[14]。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15]。勃海苑康出任泰山太守之时，“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16]。

虽然桓灵时期青徐兖地方长官统治英明，但是由于东汉王朝已开始走向没落，地方长官亦回天乏术，加之天灾人祸诸种因素，遂导致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的爆发，青徐兖地域从此陷入割据混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