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陈留阮氏
陈留阮氏家世经学[144]，魏晋时期名士辈出，虽然政治上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对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社会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之父阮瑀少受学于蔡邕[145]，知名于世，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同族阮谌精通礼制，造《三礼图》传世，阮谌子阮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146]。阮谌孙阮柯“性纯笃闲雅，好礼无违，存心经诰，博学洽闻”[147]。阮瑀、阮谌、阮柯等都是精通儒学的典范。而阮籍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阮籍与兄子阮咸均入“竹林七贤”。《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148]阮籍之后，玄学逐渐成为阮氏家学的主流。
曹魏后期司马氏在杀掉何晏、夏侯玄、嵇康等一大批名士之后，急需寻求其他名士的合作。阮籍誉满士林，又“不与世事”，正是司马氏亟需的人选。司马氏既可借阮籍的名声笼络天下其他名士的支持，其不干预政事的态度又对司马氏政权不构成威胁。因而司马昭对阮籍极力笼络，应阮籍请求令其出任东平太守、步兵校尉等职。《世说新语》下卷上《任诞》注引《文士传》：“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司马昭曾欲与阮籍结为姻亲，“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149]，可见阮籍在内心深处对司马氏专权是极为排斥的，只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家族，才不得已任职。司马昭对阮籍的放诞任性却极其宽容，“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150]。正因如此，任性不羁的名士作风能够在陈留阮氏家族内承袭下来，玄学成为家学的主流，阮氏家族成员出现不少名士，魏晋统治者也乐意以之为官，以名士来装点门面，粉饰太平。
陈留阮氏大多数家族成员崇尚老庄，有着放达不羁的名士风范和较高的玄学造诣。阮籍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当时“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151]，虽然阮籍反对家族其他成员的放达行为，但并不能阻止这种风气。阮籍的作风影响了阮氏家族的家学家风以及为官处世的态度。阮咸亦任达不拘，竟然与猪同食，居母丧纵情越礼。阮咸子阮孚终日蓬发饮酒，族子阮修则“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家无儋石之储，宴如也。与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间”[152]。阮放、阮裕亦皆放达之人。阮咸兄子阮简以“旷达自居”[153]。至于陈留阮氏玄学方面的成就，阮籍自不必说，尤好《庄》《老》，发言玄远，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论述其玄学思想。阮瞻，“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154]，司徒王戎曾问其圣人名教与老庄自然的同异，阮瞻曰“将无同”，可见阮瞻对老庄之学很有研究，并能顺应当时的局势，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使之对立。因此得到琅邪王氏王戎、王衍的推重。阮修，好《易》《老》，善清言。王衍为当时谈宗，与阮修论《易》，阮修“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155]。阮籍族人阮放，“常说《老》《庄》，不及军国。明帝甚友爱之”[156]。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家族对司马氏政权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陈留阮氏家族成员纵情越礼，放达不羁，但并未完全脱离世俗凡务，而是采取了与世妥协的态度，虽然不乐仕宦，仍然出仕为官。对于他们而言，做官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这种半隐半宦的心态，使得陈留阮氏虽然历代为官，但并无事功可言，与魏晋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作法始自阮瑀。汉末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阮瑀掌书记，阮瑀终不出仕。曹操征辟时，阮瑀逃入山中，焚山乃出[157]。曹魏时期，阮籍对于太尉蒋济、辅政大臣曹爽的征辟，都以病辞归。“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为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采取了与司马氏虚与委蛇的消极合作态度[158]，即应司马氏之征出仕为官，又拒绝与司马氏结为婚姻，并以酣醉不与世事避开政治斗争。阮籍为散骑常侍时，“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为步兵校尉时，“遗落世事”。史书称阮籍“本有济世志”，这种作法只是乱世之中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阮籍兄子阮咸，也官至散骑常侍，“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阮咸子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曾为司徒王戎、东海王司马越掾属，永嘉中为太子舍人，卒于陈留仓垣。阮咸子阮孚仕于东晋，仍然终日酣纵，以金貂换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阮籍从子阮修“不修人事……常自得于林阜之间”。阮籍族弟阮放是阮氏家族中唯一精于吏治之人，族弟阮裕亦是因酒废职之人，曾出任王敦、王舒掾属，县令、太守，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职，至于出仕的原因自云：“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耳”。[159]陈留阮氏出仕者也仅仅是为了家计生存，并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果说，阮籍、阮咸消极出仕是为了避免卷入魏末政治斗争，那么他们之后的阮氏家族成员则是受清谈玄学思想影响太深而不乐仕宦。
阮氏家族文化尤其阮籍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晋书》卷八二《虞预传》：“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晋书》史臣认为阮籍的行为是魏晋礼教崩弛的源头，“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也”[160]。对于阮籍的行为造成的影响，鲁迅先生有精到的论述，认为阮籍等人毁坏礼教的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是他们对曹操、司马懿利用礼教杀死反对者的一种反抗，他们的本心是相信礼教的，后世模仿者只是学到了皮毛未领会真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作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161]。如鲁迅先生所言，虽然阮籍任性放诞的行为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不应该把责任全部归结到阮籍等人身上。
陈留阮氏在魏晋时期的世系和仕宦：阮瑀为东汉司空祭酒。阮瑀长子熙，武都太守；次子籍，官至步兵校尉；阮熙子咸，官至始平太守；阮籍子浑，太子庶子。阮咸二子：阮瞻，太子舍人；阮孚，东晋丹阳尹、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阮籍从祖略，齐国内史；阮略子觊，淮南内史。（东晋）阮觊二子：放，交州刺史；裕，东阳太守。阮放子晞之，南顿太守。阮裕三子：佣早卒；宁，鄱阳太尉；普，骠骑咨议参军。阮佣子歆之，中领军。阮宁二子：腆，秘书监；腆弟万龄及歆之子弥之，元熙中并列高位。阮籍之从子修，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162]另外一支阮瑀的同族阮谌，其子阮武，官至晋清河太守；武弟阮炳，官至河南尹；阮炳子阮坦，官至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坦弟柯，官至领军长史，西晋重臣王衍时为领军，哭之甚恸。[163]
阮籍在文学思想领域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以及阮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正因为魏晋时期陈留阮氏社会地位高、影响大，阮氏家族领玄学风气之先，所以魏晋统治者一直对其采取安抚优容政策，希望阮氏家族能够与朝廷合作，使社会舆论更好得为朝廷服务。因而陈留阮氏大部分家族成员虽然并无吏治才能，仍能够出仕为官，放纵的行为亦得到皇帝地宽容。阮氏家族正是以这种强大的文化优势维持三百余年兴盛不衰。
西晋时期青徐兖地域的这四大家族，在曹魏后期均已开始了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历程。泰山羊氏以九世世吏两千石的显赫的家族政治背景，而琅邪王氏和东海王氏、陈留阮氏主要凭借家族成员在经学、玄学领域里强大的文化优势成为司马氏笼络依靠的家族势力。尤其泰山羊氏、东海王氏与司马氏结为姻亲，曹魏后期已经成为司马氏政治集团的中坚力量，西晋初期，他们的家族势力借助外戚的身份显赫一时。琅邪王氏在曹魏时期和西晋初年家族地位和影响次于其它三家，但是随着王戎、王衍清谈地位的提高，尤其王衍成为西晋时期名士领袖，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也飞速提升，而泰山羊氏、东海王氏却因人才凋零，逐渐衰微。
西晋时期，青徐兖地域四大士族之间已有姻亲关系。如东海王肃娶羊氏之女为妻[164]，泰山羊祜为琅邪王衍从舅[165]，但是泰山羊氏和琅邪王氏关系却相当紧张，不仅未能在政治上互相援助，反而视若仇敌。《晋书》卷三四《羊祜传》：“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陈留阮氏和琅邪王氏的关系则十分亲密。琅邪王氏对陈留阮氏家族成员在两晋时期从仕途以至生活上屡屡伸出援助之手。琅邪王戎自幼从阮籍预竹林之游，且两家族成员都崇尚玄学，思想文化上的认同是两个家族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而琅邪王氏与泰山羊氏之分裂也是基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分歧，如羊祜斥责王衍伤风败俗。可见，四大家族在西晋时期并未形成紧密的姻亲政治网络，而是各自凭借自身的政治、文化因素为西晋政权所用，并在西晋一朝的政局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1]《晋灭吴战争的决策探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7、58、65、68页。
[3]《晋书·文帝纪》校勘记已指出使者名字不同。但名字相似，很可能在史书编写的过程中抄写错误所致。
[4]《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建邺”条：“建邺，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第460页）
[5]《晋书》卷一《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三》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条所载与此略同。
[6]《晋书》卷四三《王戎传》：“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第1232页）
[7]《晋书》卷九〇《良吏·胡威传》：“（胡威）拜前将军、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第2330页）
[8]《晋书》卷三八《琅邪王伷传》，第1121页。
[9]《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条，第2566页。
[10]《晋书》卷三八《琅邪王伷传》，第1121页。
[11]又见《晋书》卷四二《王浑传》，第1202页。
[12]《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16页。
[13]《晋书》卷三八《琅邪王伷传》，第1121页。
[14]此表据［清］万斯同《晋方镇年表》、［清］吴廷燮《晋方镇年表》、［清］秦锡圭《补晋方镇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并参考《晋书》、《资治通鉴》作成。
[15]《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司马光考异刘琨《与丞相笺》曰：“焦求虽出寒乡，有文武胆干，苟晞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领兖州刺史。后闻荀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第2795页）由此可知，李述出自大族。
[16]参见《晋书》各本传。
[17]《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797页。
[18]《晋书》卷八一《蔡豹传》，第2111页。
[19]《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载王弥以曹嶷为镇东将军（第2611页），而《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怀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条载王弥表曹嶷“行安东将军”。（第2747页）
[20]《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11页。
[21]《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第2667页。
[22]《晋书》卷六《元帝纪》载上书劝进琅邪王即帝位的一百八十人中有青州刺史曹嶷，并被封为广饶侯。可证曹嶷确实曾南禀帝命。（第145页）
[23]《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27页。
[24]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王仲荦先生认为宗王出镇是“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
[25]《晋书》卷三七《宗室·竟陵王楙传》，第1089页。
[26]《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六军败，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楙不纳，越径还东海。成都王颖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帝西幸，以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朝政，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越以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既起兵，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楙领兖州刺史。”（第1623页）
[27]《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第318页。
[28]张金龙师：《“八王之乱”与禁卫兵权》，《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29]《晋书》卷三七《宗室·竟陵王楙传》，第1089页。
[30]《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7页。
[31]《晋书》卷五《愍帝纪》，第134页。
[32]《晋书》卷四《惠帝纪》，第100页。
[33]《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第1625页。
[34]《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第881、899页。
[35]又见《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7页。
[36]《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19页。
[37]《晋书》卷九〇《良吏·丁绍传》：“是时王浚盛于幽州，苟晞盛于青州。”（第2337页）
[38]《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7、1668页。
[39]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8页。
[40]《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一三》元帝太兴二年十二月条，第2874页。
[41]《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第1625页。
[42]《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第2795页。
[43]《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第2795页。
[44]《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附子玄传》，第1238页。
[45]又见《晋书》卷四《惠帝纪》：“东莱惤令刘柏根反，自称惤公，袭临淄，高密王简奔聊城。王浚遣将讨柏根，斩之。”（第106页）
[46]《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09页。
[47]《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18页。
[48]《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09页。
[49]《晋书》卷一〇〇《张昌传》，第2614页；《资治通鉴》卷八五《晋纪七》惠帝太安二年七月条，第2683页。
[50]《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10页。
[51]石勒原为从并州被卖往冀州为奴的羯胡，后与汲桑投奔公师藩，公师藩被时为濮阳太守的苟晞所杀。然后汲桑自为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驱，长驱入邺，又南征兖州。与苟晞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终为苟晞所败，死者万余人，于是收余众，投奔刘渊（《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07页）。
[52]《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19、120、121页。
[53]《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22页。
[54]《晋书》卷四五《刘毅传附子暾传》，第1281页。
[55]《晋书》卷四五《刘毅传附子暾传》，第1281页。
[56]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四五《刘毅传附子暾传》，第1282页。
[57]《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第2611页。
[58]《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8页。
[59]《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第2672页。
[60]《晋书》卷五《晋愍帝纪》，第127、129、130页。
[61]《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第2673页。
[62]《晋书》卷四《惠帝纪》载刘柏根（刘根）起兵的时间在光熙元年（306）三月，第106页。
[63]《晋书》卷四《惠帝纪》、卷一〇〇《王弥传》均载“刘柏根”；卷六一《苟晞传》记载为“刘根”。
[64]《晋书》卷六一《苟晞传》载“高密王泰讨青州贼刘根”，高密王泰显然错误，因为高密王泰元康九年已死，此点《晋书》校勘记也已指出。《晋书》卷四《惠帝纪》载“高密王简”由临淄奔聊城，考诸《晋书》，此处高密王简应该就是司马略，司马略字元简，不知为何称“高密王简”？存疑。
[65]《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第1615页。
[66]《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第1237页）
[67]《晋书》卷六一《苟晞传》，第1667页。
[68]《晋书》卷三九《王沈传附子浚传》，第1148页。
[69]《晋书》卷五《愍帝纪》，第126、127页。
[70]《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东嬴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第1624页）
[71]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57页。
[72]《晋书》卷五《晋怀帝纪》，第119页。
[73]《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第1624页。
[74]《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胡三省注：“上白城，在安平广宗县。”（第2797页）
[75]《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9页。
[76]《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其将孔苌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第2719页）
[77]《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一〇》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条，第2795页。
[78]《晋书》卷四五《何攀传》，第1290—1291页。
[79]《晋书》卷三三《石崇传》，第1006页。
[80]详论参见本文“宗王出镇青徐兖地域”一节。
[81]《晋书》卷三五《裴盾传》，第1052页。
[82]《晋书》卷六〇《孙旂传》，第1633页。
[83]参见张金龙师：《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1页。
[84]《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4页。
[85]《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第1616页。
[86]他们的权势之争详见上文“‘永嘉之乱’时期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
[87]泰山羊氏虽然为西晋外戚，一门两后，但是对西晋初年政局的影响主要在于司马氏对泰山羊氏家族的重视以及羊祜自身的政治才能，而不是依靠外戚身份。
[88]参见毛汉光：《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89]关于泰山羊氏家族，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毛汉光先生认为泰山平阳羊氏在东汉以经术传家，享盛名于魏晋，衰于南朝（《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62页）；胡志佳先生《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一文理清了汉代至两晋时期泰山南城羊氏之世系以及家族成员的仕宦（《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4年第8期）。相关研究还有：黄觉弘《泰山羊氏考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岱宗学刊》1997年第3期）、《泰山羊氏文化述略》（《岱宗学刊》2000年第2期）、《泰山羊氏源流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泰山羊氏金石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以及拙作《北朝时期的泰山羊氏》（《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90]《后汉书》卷三一《羊续传》，第1109页；《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3页。《后汉书》和《晋书》所载羊续、羊祜二人籍贯分别为平阳、南城，这一点与西晋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动有关。东汉平阳为泰山郡所辖之县，西晋时期，晋武帝诏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羊祜为南城侯，因此《晋书》中均称泰山平阳羊续的后代为泰山南城人。
[91]羊衜先后娶孔融之女、蔡邕之女，羊耽娶辛毗之女，羊祜娶夏侯霸之女。参见胡志佳《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
[92]《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景献羊皇后传》，第966页。
[93]《晋书》卷三九《荀勖传》：“及蜀中乱，赖瓘以济。会平，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第1153页）卷四〇《贾充传》：“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第1166页）
[94]《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5、1016页。
[95]张金龙师：《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7页。
[96]参见祝总斌：《简评晋武帝在统一全国中的作用》，《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2页；张金龙师：《晋灭吴战争的决策探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2页。
[97]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页。
[98]《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7页。
[99]《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8页。
[100]《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8页。
[101]张金龙师《晋灭吴战争的决策探因》对此有详细论述。
[102]《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23页。
[103]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九三《外戚·羊琇传》，第2410、2422页。
[104]又见《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子济传》，第1205页；《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武帝太康三年十二月条，第2582页。
[105]吕思勉先生对羊琇此事有以下评论：“琇欲与成粲手刃杨姚，尚复成何事体？此而不黜，国家尚安有政刑？以琇受武帝恩眷之深，而亦与齐王为党，齐王又安得不出乎？”（《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106]鲁力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皇位继承与齐王就国”一事有论述，认为入辅宗王与皇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晋武帝为了稳固太子皇位，遣诸王就国以达到赶走齐王攸的目的（《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8—28页）。
[107]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三八《文六王·齐王攸传》，第1133—1134页。
[108]《晋书》卷三八《文六王·齐王攸传》，第1130页。
[109]《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24—1025页。
[110]参见胡志佳：《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
[111]《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羊皇后传》，第967页。
[112]对于琅邪王氏，学界多有论述。毛汉光先生《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邪王氏》一文综述了琅邪王氏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政治地位的兴衰，对王氏出仕为官者的起家官、升迁速度以及在政治社会中的动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琅琊王氏西汉时通过文化途径演变为士族（《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65—405页）。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对琅邪王氏的婚媾情况、仕宦、政治行为及政治思想特点进行了分析（《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其《琅邪王氏与六朝文化》一文认为琅邪王氏自西晋至南朝的基本思想即儒、道、佛“将无同”（《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113]《晋书》卷三三“史臣曰”，第1009页。
[114]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115]《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第988页。
[116]《晋书》卷四八《段灼传》，第1348页。
[117]《晋书》卷四五《任恺传》：“泰始初，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归第。”（第1285页）
[118]王晓毅先生认为，王戎与“竹林七贤”的故事不是编造的，“竹林之游”最早出于王戎之口，因两晋之际嵇康、阮籍威望日高，宣扬“竹林之游”是为了提高琅邪王氏在清流社会中的地位，而“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搜集、熔铸于其著述《魏氏春秋》中（《“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19]《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第676页；《晋书》卷三五《裴楷传》，第1047页。
[120]《晋书》卷三六《张华传》：“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第1072页）
[121]《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注引《晋诸公赞》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阳太守。斐秀、贾充皆配女婿……次弟豫，字泰宁，相国参军，知名，早卒。女适王衍。”（第736页）
[122]《晋书》卷三五《裴楷传》，第1049页。
[123]《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第1234页。
[124]又见《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子咸传》傅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第1329页）
[125]《晋书》卷四〇《贾谧传》，第1174页。
[126]《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第1234页。
[127]《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第1235页。
[128]参见张金龙师：《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231页。
[129]《晋书》卷四三《王戎传》：“及石勒、王弥寇京师，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距之。衍使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退之，获其辎重。迁太尉，尚书令如故。”（第1238页）卷一〇〇《王弥传》：“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涧，王师进击，大破之。”（第2610页）
[130]《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第1625页。
[131]《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条，第2760页；《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第2713页）卷四三《王衍传》：“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第1238页）
[132]参见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第11页。
[133]《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朗传》裴注引王沈《魏书》，第414页。
[134]《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第419页）
[135]《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第395页。
[136]《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文明王皇后传》，第950页。
[137]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制》（《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乐胜奎《王肃礼学初探》（《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任怀国《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
[138]《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第419页。
[139]《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恂传》，第2411—2412页；又见《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裴注引《世语》，第419页。
[140]《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恂传附弟虔传》，第2412页。《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注引《晋诸公赞》载：“虔子康、隆，仕亦宦达，为后世所重。”（第419页）
[141]《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恂传附弟恺传》，第2412页。
[142]《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恂传附弟恺传》，第2412页。
[143]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子咸传》，第1324页。
[144]阮瑀少受学于蔡邕，阮籍亦博览群书，王仲荦先生据此认为陈留阮氏是经学世家（《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3页）。学界关于陈留阮氏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孟繁治《论魏晋南朝时期的阮氏家族》（《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6期），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6期），王建国《魏晋陈留阮氏及其家学家风考论》（《天中学刊》2004年第8期）。
[145]《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附阮瑀传》，第604页。
[146]《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恕传》注引《杜氏新书》，第508页。《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注引《陈留传》载阮籍为阮武族子，阮武应是阮籍族叔（［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5页）。而《晋书·阮籍传》却载族兄文业（阮武字），今以《陈留传》为是。
[147]《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恕传》注引荀绰《兖州记》，第508页。
[148]又见《晋书》卷四九《嵇康传》：“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第1370页）
[149]《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60页。
[150]《世说新语》下卷上《简傲》（《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6页）；《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61页。
[151]《晋书》卷四九《阮咸传》，第1363页。
[152]《晋书》卷四九《阮修传》，第1366页。
[153]《世说新语》下卷上《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笺疏》，第735页）。
[154]《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第1363页。
[155]《晋书》卷四九《阮修传》，第1366页。
[156]《晋书》卷四九《阮放传》，第1367页。
[157]《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附阮瑀传》注引《文士传》，第600页。
[158]孙明君先生认为，阮籍是被司马氏集团利用的名士，对司马氏集团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双方是一种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的合作关系（《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59]以上引文均见《晋书》本传。
[160]《晋书》卷五《愍帝纪》，第136页。
[16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风度及其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6页。
[162]《晋书》卷四九《阮籍传》及附传，第1359—1367页。
[163]《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恕传》注引《杜氏新书》、注引《兖州记》，第508页。
[164]《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文明王皇后传》，第951页。
[165]《世说新语》中卷上《识鉴》（《世说新语笺疏》，第389—390页）；又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