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滔滔流至元代，呈现出一派奇异壮阔景象。其中一种尤应重视的文学现象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发达的城市经济，哺育了一大群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顾嗣立《元诗选》）。他们以独特的风姿，堂堂正正登上中华民族神圣的文坛，并以特殊而优异的创作成就充实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书中例举其人，推崇备至，他写道：

元文臣名士如移剌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儿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鲁术翀，女真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人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剌鲁氏人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

王氏所举，并未将其佼佼者囊括以尽。他如耶律铸、丁鹤年、薛昂夫、高克恭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皆独立成家而名于世。若统其全部作家人数，那就数以百计了，真可谓“彬彬极盛”，前所未有，后亦罕见。

如果我们将这一代作家比作当时西北天空升起的璀璨群星，那末，马祖常就是其中最亮的星星之一。

一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石田文集》卷首所附谍文写道，他“系出西州之旧族”。西州，即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旧族，指“雍古部”，即维吾尔族中的贵族。据危素所编《马氏世谱》，祖常的一世祖在辽道宗咸雍年间徙居甘肃临洮，三世祖迁往净州天山（今属内蒙古）。高祖习里吉思仕金为尚书省译史、开封判官，后改任凤翔府兵马判官，因官名中有“马”字，其子孙便以“马”为氏。曾祖月合乃仕元，累官礼部尚书。祖父马氏昌为元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其父马润仕元为列朝大夫，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寄籍光州定域（今河南省潢川县）。至元十六年（1279），即元世祖忽必烈最后覆灭南宋政权之年，马祖常诞生，排行第一。

马氏之家，不仅累世官宦，而且早经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马祖常的曾祖月合乃已经精通汉文，娴熟百家典籍，“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其父马润有《樵隐集》（今已失传）；其从父马世德所作《过灵泉寺》二绝流传至今。生长在这样一个世代弥漫着汉学氛围而吟咏不辍的家庭，“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既长，益笃于学。蜀儒张䇓讲道仪真，往受其门，质以疑义数十，䇓甚器之”（《元史·马祖常传》）。丰富的汉文化浇开了这位少数民族少年的心田，他深深地热爱它，刻苦地学习它。“十五读古文”，“三十能歌诗”，“三年不窥园，自谓五经笥”（《壮游八十韵》）。坚实的学问基础，使马祖常萌发了“立言”的壮志。他在《杨玄翁文台序》中回忆道：“祖常初无意于斯世功名利禄之业，闻古有所谓立言之士，粗愿学焉，而弗舍之也。”然而，马祖常毕竟摆脱不开“家训”的束缚。在他三十三岁，其父南官漳州时，教之曰：“吾祖有德未尽发，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颇树立，其大将在汝也。”（《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要他青云直上，“将济世美”（同上）。“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饮酒》）他决心在仕途的云梯上攀登。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朝廷开科取士，延揽人才。马祖常乡贡第一，会试第一，廷对第二。元明善在《送马翰林南归序》一文中用饱含赞许的笔墨写道：“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乃设两科以待国之士，……天下翕然以应。英翘之士，被乡荐而会试南宫者，百三十五人，雍古氏马伯庸，巍然之一科之首，及廷对大策，复在第二，于是声震京师，出则群人争先睹焉。既而官之，曰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年当三十六岁的马祖常，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冠冕加身，马祖常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番，以佐时运。他直陈政见，主张以儒家之道治理国家（见《送王伯弘平章》）；他怀着慕舜体尧之情，建言立事十五条，奉闻皇上（见《建白十五事》）；他官拜监察御史，以“荐贤拔滞”、“知无不言”的精神，率同僚一举推倒“威权自恣”，贪脏枉法的丞相铁木迭儿，致使群奸落魄（见《元史·马祖常传》）。不幸的是，当延祐七年（1320），仁宗驾崩，奸臣铁木迭儿复相，马祖常“左迁开平县尹，因欲中伤之，遂退居光州”（同上）。他从万丈云梯之上跌落下来了。尔后，他虽然几度起任，“历践要途，始终五朝”（许有壬《马文贞公神道碑铭》），然而，他为官期间，正是元朝历史上皇室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当政者的频繁更迭，使他犹如飘荡在急流险滩上的一叶扁舟，时进时退，随涨随落，沉浮不定。无奈，他一次被迫退居，两次“以疾不赴”，三次辞归乡里。“嗟余生之多忧兮，几颠踣而数穷。”（《伤己赋》）宦海的波涛终于击碎了他渡达彼岸的理想。惠宗至元四年（1338），马祖常以花甲之龄郁郁而终。

无论在朝或在野，得意或失意，马祖常从未放弃读书习文。“丈夫贵立志，文字托永久。”（《田间》）。仕途的坎坷遭际，更常常唤起马祖常青年时期的初愿。因而，他将一腔心血倾注到写作上面。终于，他并非在宦海之中，而是在文坛之上，“显于天下，垂于后世”（元明善《送马翰林南归序》），成就为一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

马祖常经史皆通，能写善译，诗文兼工。他参加编写了《英宗实录》，编译了《皇图大训》、《承平事略》，撰著《列后金鉴》、《千秋纪略》、《松厅事稿》。今存元刊本《石田文集》基本收录了他平生所作的诗文。

马祖常为文，师法先秦两汉，“笔力尤精”（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卓然成家，为众多文章之士所推崇。然而，我们纵观其文集十卷，多为任职期间的诏制表章，及应邀而作的碑铭序跋。它们只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真正称得上文学作品的，只有数量甚微的传、记体裁的散文。这些作品或叙其事，或传其人，或记游，或写景，新奇有致，简洁有法，文字朴实，别具特色。但文与诗相比，马祖常“尤致力于诗”（《元史·马祖常传》）。《石田文集》留诗五卷，加上散佚的篇什，约八百首，其数量，分别等同于他的前辈契丹诗人耶律铸和活了八十多岁的他的同辈回回诗人萨都剌的诗作。我们所编这本选集，收录作品仅占诗人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一。

二

马祖常的诗歌绝大部分作于他中年为官以后的二十余年间。

这时，正是仁宗至惠宗至元年间的时代。元朝社会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皇位频繁更迭，演成接二连三的内战；统治集团的极端奢侈腐化，致使“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叶子奇《草本子·杂徂篇》）；政府卖官鬻爵，官吏横征暴敛，地主扩田增租，灾荒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特别是汉族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造成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马祖常举起自己那只劲健的诗笔，饱蘸爱憎的浓墨，奋力抒写人民的苦难，大胆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且看《踏水车行》：

松槽长长栎木轴，龙骨翻翻声陆续。

父老踏车足生茧，日中无饭倚车哭。

干田荦确稚禾槁，高天有雨不肯下。

富家操金射民田，但喜市头添米价。

人生莫作耕田夫，好去公门为小胥。

日日得钱歌饮酒，朝朝买绢与豪奴。

识字农夫年四十，欲踏车脚脚失力。

宛转长谣陇亩间，谁能听此无凄恻！

车水老农的命运如此可悲，缫丝蚕妇的辛苦亦是徒劳：

缫车轧伊茧抽丝，桑薪煮水急莫迟。

黄丝白丝光縰縰，老蚕成蛹啖儿饥。

田家妇姑喜满眉，卖丝得钱买幂䍠。

翁叟惯事骂妇姑，只今长男戍葭芦。

秋寒无衣霜冽肤，鸣机织素将何须？

翁叟喃喃骂未竟，当门叫呼迎县令。

驺奴横索马鞭丝，妇姑房中拆纑经。

（《缫丝行》）

两首诗，互为补充，交织一体，用耕作、桑事概括了全部农家生活。写老父车水，妇姑缫丝，足见其农村壮男无存；写地主趁荒年而夺田，官吏当丝成而横索，表明农民生路断绝。前一首以“哭”诉其悲，后一首以“骂”吐其愤，悲中有愤，愤中含悲，悲愤交加，抒写尽当时农民的无穷苦难！

似这样的悲惨景况，又岂止一人一家，一时一地？且看养马户：

卖田当保马，无褐过三冬。

（《马户》）征戍者：

朔雪埋山铁甲涩，头发离离短如草。

（《古乐府》）

打鱼郎：

长年为鱼郎，税鱼与盐官。

（《淮南渔歌》）

齐鲁一带：

行过青齐野，忍见人逃逋。

翁姑累带索，跟胫无完肤。

（《送袁伯长归浙东》）

黄淮流域：

使者修堤急，田甿弃屋逃。

无钱谁贳汝，岁晚更嗷嗷。

（《宿迁县》）

广大中国的土地上，尤其是汉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东西南北，千家万户，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卖儿鬻女，饿殍载道。“宛转长谣陇亩间，谁能听此无凄侧？”诗人怀着深厚的同情之心，写下这一篇又一篇催人泪下的诗章。这些诗虽无杜甫《三吏》、《三别》那样深沉，也不如白居易《新乐府》中某些作品那样锋芒犀利，但它反映的广度与表达的真情，却是难以找到许多诗人与之相比拟的，何况它更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元代统治者为了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将人按族别与聚居地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居上，掌握国家权柄；汉人、南人居下，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作为色目人官员的马祖常，摒弃民族偏见，尽力描写汉族人民的苦难生活，其难能可贵就显而易见了。

马祖常在倾诉人民苦难的同时，将他的诗笔指向统治者与剥削者。“阶庭列群吏，敲朴狴犴夥。折狱乏辨才，伤民困袒裸。”（《录囚大兴府公厅书事》）这是对宫吏衙役们暴虐凶残的厉声指责；“风雨池塘斗颉颃，春来秋去一生忙。世间多少宽闲境，辛苦营巢傍屋梁。”（《诮燕》）这是对钻营投靠者的辛辣讽刺；“罗衣熏香钱满箧，身是扬州贩盐客。明朝载酒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湖北驿中偶成》）这是对富贾巨商们纳粟买官的充分揭露；“卖鱼向城市，陌上遇王孙。争买双银鲫，持去赠红裙。”（《淮南渔歌》）“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少年。”（《车簇簇行》）这是对王孙公子们寻欢买醉的写状示众。至于对高官显贵们的奢侈腐化生活，诗人在《拟古二首》其一中更作了淋漓尽致地描绘：“长安青云士，任侠日娱游。千金为人寿，万金买名讴。小舅拜郎官，女婿恩泽侯。出入意气盛，欢乐不知忧。银样荐海品，羊酪乞苍头。生逢承平世，死葬昆仑丘。”这些皇族宗室的达官贵人们生前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死后还妄图与高山并存。纵情享乐和谋取权位是当时统治者罪恶本质表现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前者在上引诗中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那么，下面《题〈四皓图〉》一诗则是后者的体现，而且诗人以隐喻之笔，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集团：

不听高皇召，还来太子宫。阿人彘祸，吾恨紫芝翁。

“四皓”者，即秦末隐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他们避乱隐居商山，皆八十余岁，人称“商山四皓”。古人对他们多所歌颂。马祖常一反众议，题诗讥斥：汉高祖刘邦征之而不赴，后高祖欲以戚夫人子赵王如意易太子刘盈，吕后从张良计，卑辞厚礼致书他们以辅太子，他们却不再推委，而参与阴谋，助吕后制造惨绝人寰的“人彘祸”。诗人在这里显然并非针对评价“四皓”而独标新意，乃是旨在借古人之鬼魂，讽当今之现实。我们知道，马祖常一生经历了元统一中国后所有皇朝，而元世祖后期争夺皇帝宝座的宫廷斗争更是极其尖锐复杂。英宗因惩治由仁宗朝皇太后支持的奸相铁木迭儿一派官员，被杀害于行帐之中；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即位一个月，就被与他同时称帝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打败，作了阶下囚；武宗长子和世㻋即位八个月，其弟文宗的谋臣就用毒药使他身亡于百官宴饮之时；文宗皇后欲使其子继承皇位，同宦者合谋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史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的二十五年间，就换了八个皇帝，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骇人听闻的宫廷惨剧。马祖常的《题四皓图》正是为指责那些参与帝位斗争的后妃谋士而作的。“吾恨紫芝翁”，一个“恨”字，表明了诗人对他们的何等鲜明的憎恶态度！

“八州多疲氓，豪吏争控拳。”（《送别李彦方宪副之官》）面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在马祖常看来，只有采用儒术，才能治理好国家，改变局面。“世须先谷帛，治理后章程。所贵求儒效，何劳得论衡。”（《送王伯弘平章》）治理国家必须以农为本，首先使百姓有吃有穿，然后再施以政策法令。仅仅凭借暴虐的霸道之术，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因而，这就需要勤政的官员多为百姓办些好事。诗人在《光山县尹孔凝道作县有声乡人为图》一诗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画和一位廉洁尽职的官员形象：

光山近在故山西，树满江头稻满睦。

邻屋读书相教授，社祠醉酒共提携。

水牛砺角嫌耕少，野茧抽丝喜价低。

春雨行田无从吏，独骑斋马畏青泥。

当然，这只是马祖常的幻想。这样的山乡之美，田家之乐，社会之宁静，官吏之清廉，在那个没有彻底推翻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而，我们应须看到，诗人盼望着受苦的人民有一条活路，他也在为人民寻求这条活路。虽然他不时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每嗟莫救黔娄饥，誓从方士祠太乙。”（《再赓前韵——宿兴化县界》）流露出消极避世的思想，但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的疾苦：“秩秩叙天经，哺此万齿饥。”（《新岁丁卯》）“泛泛坐知双鹊喜，滔滔行想万人忧。”（《陋巷》）当他自知力所不及而又无人过问农耕与百姓的疾苦时，便仰天长啸，为民呼喊：“穑事忽愆时，谁与饥寒谋？”（《春寒》）“谁凿河汉冰，为我雨八方？”（《葆贞观纳凉》）“春寒犊子瘦，谁与念农耕？”（《春寒》）读了这些诗句，我们怎能不为在元代那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为深重的时代里产生出这样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少数民族诗人而骄傲。在整个元代近一百年的诗坛之上，除了汉族的王冕，少数民族的萨都剌，还有哪一位诗人象马祖常这样“滔滔行想万人忧”的呢？所谓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元诗人四大家，实在是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马祖常“少年时便随亲提携往来，宦游江淮之上”（《送聂道元诗序》）。岁及弱冠，便“驰猎溱洧间，”“裹粮上嵩高”，“壮临黄河水”，“远行探禹穴”（《壮游八十韵》），登泰山，泛汶泗，渡洞庭，穿巫峡。为官以后，又屡至上京（今内蒙古正兰旗境内），往来闽浙，“问俗西夏国，驲过流沙地”（《壮游八十韵》）。大半个中国的江河湖溪映上了他的身影，无数的山原丘壑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赞美“玉分飞瀑过人家”（《钱塘潮》）的钱塘江潮。他惊叹“万壑奔流一峡开”（《龙门》）的龙门。面对“秦树浮天去，巴江带雪来”（《送董仁甫之西台幕》）的秦巴壮景，他一往情深。思接“沙草山低叫白翎，松林春雨树青青”（《上京翰苑书怀》）的上都景色，他依依眷恋……。祖国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神州大地的自然风光，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都在诗人心中映出美的色彩，唤起诗的灵感。你看，江南水乡的景象：

江上鲈鱼三尺长，莼羹千里入舡香。

人家石岸都平水，媚妩吴娃出后堂。

（《忆江南》）

大都郊外的风光：

长城怀古处，身在日华东。

水出卢龙塞，山连碣石官。

沙鸥终自白，霜树忽然红。

云海鸿蒙气，归帆杳霭中。

（《出都》）

河西人民的生活习俗：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

沙羊冰脂蜜脾白，个中饮酒声澌澌。

（《河西歌效长吉体》）

江南的秀美，北国的壮丽，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一一收入诗人笔底。这些诗篇，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区域特色，而且饱含着诗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它是马祖常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祖常的诗作中，不仅有题赠少数民族作家的篇章，更不乏酬应汉族诗人的作品；他既歌颂少数民族人民的英武豪爽，也称羡汉族百姓的朴实巧惠。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过贡献的汉族历史人物，他同汉族人民一样充满了深情。尧、舜、孔丘、屈原、刘邦、曹操、诸葛亮、王昭君、蔡文姬、李白、杜甫……，马祖常都直接或间接地题诗歌咏。试读《昭君》：

旃车百辆入单于，不恨千金买画图。

争似山中插花女，傍家只嫁一田夫。

历代无数文人雅士，不知为王昭君流了多少伤心的泪水，谱下多少凄苦之音，就连杜甫也写下了“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的诗句，悲叹其鬼魂异域、青冢穷荒的怨恨。而马祖常却一扫千载凄怨语，认为昭君之嫁实在是一种幸福。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乐于“和亲”的汉族女子的形象，讴歌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他对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渴望。在那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极端深重的时代，作为身居统治民族行列的马祖常，把自己心中的歌唱给各族人民，确属难能可贵！

三

马祖常的诗歌，不仅思想内容深广，表现了较为充分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自它问世以来，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元代苏天爵评述道：马祖常“诗则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石田先生文集序》）；

陈旅进一步指出：马祖常“古诗似汉魏，律句入盛唐”（《石田先生文集序》）；

明代宋濂主编的《元史》本传中写道：马祖常“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

清代顾嗣立所编《元诗选》说：马祖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

近人陈衍所辑《元诗纪事》引《西湖竹枝词》云：“中丞诗名，敌虞王西夏氏之诗，振始于石田集也。竹枝盖和继学之作，其音格矫健，类山谷老人”；

近人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云：“《四库提要》亦称其（马祖常）诗才力富健，《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集中昆仲唱和之作亦夥，风流文采，萃于一门，彬彬称盛矣”；

已故当代著名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称赞马祖常的“《石田山居》律诗辞意深厚，笔力遒俊，艺术性较高”；

著名元代文学史专家范宁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马祖常“诗风清壮”。

……

论家或从全部诗作，或就部分篇章，或用比较方法，分别评述了马祖常诗歌的风格。慧眼识同，他们揭示了马祖常诗歌风格总的特色。所谓“清丽”、“清新”、“清壮”，同在一个“清”字。“清”诗风格的直接表现是，语言丽而不艳，实而不滞，明白流畅，平易素朴。如《闽浙之交》其三：

山溪秋濑急飞淙，万斛跳珠溅石矼。

闽女唱歌来漂苎，素馨花插髻丫双。

《河湟书事二首》其一：

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

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

前者写闽浙地带欢快的山乡生活，后者写青海湖畔热烈的草原场面；前者秀美，后者壮丽。然而，诗人都无需浓墨重彩，不用艳辞瑰语，淡淡几笔，便将它们勾勒出来，蔚似雕画，语言色调何等清素！尽管马祖常的不少诗作常用典故，但一般说来也并不流于晦涩。

形象清晰，是马祖常“清”诗风格的显著特色。马祖常的诗歌，常常是将抒情、议论和写人、叙事融为一体，而以“人”为中心。他给我们展现了一幅长长的各民族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廊：倚车而哭的老农，怀才不遇的士子，贩盐买官的商人，妙手回春的良医，春雨行田的县令，原野射猎的骑士，忧时行吟的诗人，深隐寺观的教徒，征戍守边的兵士，泛舟江湖的渔夫，鞭朴百姓的衙役官吏，挥金如土的王孙公子……，以及一大群养马的、缫丝的、卖唱的等等男士妇姑。这些人物大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真实感人。试举商人形象为例：

西江画舸贩盐郎，白纻轻衫两袖长。

不肯一钱遗贫士，却拚双玉买歌娼。

（《绝句十六首》其三）

江田稻花露始零，浦中莲子青复青。

楚船祠龙来买酒，十幅蒲帆上洞庭。

罗衣熏香钱满箧，身是扬州贩盐客。

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

（《湖北驿中偶成》）

翡翠明珠载画船，黄金腰带耳环穿。

自言家住波斯国，只种珊瑚不种田。

（《绝句十六首》其十五）

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

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河湟书事二首》其二）

同是腰缠万贯的贩盐巨贾，一是放荡不羁，纵情享乐；一是精心盘算，志在青云。同是波斯商人，一是贩卖珠宝，气粗言大；一是采玉易桑，辛苦经营。这些人物在诗人笔下判然有别，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诗人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善于捕捉富有典型特征的细节，“耳环穿”三字，就把外国人同中国人明显地区分开来；“白纻轻衫两袖长”，止此一句，一位地道的中国巨商的形象便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至于在带有叙事性的诗作中，正如范宁先生序中所说，诗人常用对比手法，塑造出生动明朗的形象，显示出当时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收到了成功的艺术效果。《缫丝行》、《踏水车行》、《室妇叹》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人的自我形象，在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描写得历历可见。这里仅举其中两首：

有屋山之陉，有田水之漘。

如何又苟禄，屈伸随世人。

纳履斯遄征，骋心斯失真。

兴言每自悔，愿为耕凿民。

（《礼部合化堂前后栽小松》其三）

田家酒初熟，邀予坐篱根。

我复不辞饮，喧哗辄倾樽。

耳热歌击缶，杂坐忘卑尊。

论古似嘲谑，颠倒羲与轩。

礼容或稍稍，爱此情义敦。

丘原正春意，归路花柳繁。

翻翻鸟飞去，悠悠寄情言。

（《饮田家留题》）

前一首把诗人不愿随波逐流又一个劲儿地替官府办事的那种自惭、自悔、自责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后一首则充分展现了诗人豪爽、率真的性格。马祖常的诗作，不仅人物刻画得神貌毕肖，自然景物也描写得形象鲜明，如《杨花宛转曲》：“空中游丝已无赖，宛转杨花犹百态。随风扑帐拂香奁，度水点衣萦锦带。轻薄颠狂风上下，燕子莺儿各新嫁。钗头烬坠玉虫初，盆里丝缫银蚕乍。欲落不落春沼平，无根无蒂作浮萍。……”全诗脉胳分明，比喻迭出，写尽杨花宛转飞舞的千姿百态，生动传神，多么逗人喜爱！

杜甫曾说：“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清诗与新意是紧密相联的。马祖常大部分诗歌都能写出别人未曾写过的意思和境界，清绝拔俗。如写送别一类题材，他很少纯叙私情，更不作儿女态。《送李元章之陕县》：“周汉风流地，郎官出宰年。忧民思磬折，去国想宫悬。种树连关右，栽花近洛川。莫嫌斋马瘦，春雨便行田。”《送别李彦方宪副之官》：“击搏并煦妪，所施务兼全。”《送侯广彦秀才》：“士贫方傲世，白发岂多嗟？”……。这里没有凄切之声，不见挥泪之状，有的只是情绪高昂的勉励、鼓舞和赞慰。它抒发了忧民思国的情怀，寄托着建功立业的理想，表现了独立傲世的节操。“自古伤情多别离。”在马祖常笔下，别离之情，何伤之有？即令他的个别篇章流露出这种情思，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如《鄢陵别南客》：

棱层林表白浮图，古鄢城高客望孤。

秋雨喜沾梁土麦，瞑烟愁合楚田芜。

行人北上随沙雁，归客南还对渚凫。

溱洧波清多草树，百年生聚尚绳枢。

全诗着力描写别离时的孤望、孤单、孤寂、孤愁，然而最终还是落笔在人民的孤微：江淮流域，田园荒芜，溱洧两岸，杂草丛生，自古辛勤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广大百姓，至今还过着贫苦落后的原始生活……。从而大大扩展了诗的境界，深化了诗的主题，表达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关心和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马祖常有的作品写床头案边之物，亦不流于庸俗浅陋，如《菊枕》一诗：

东篱采采数枝霜，包裹西风入梦凉。

半夜归心三径路，一囊秋色四屏香。

床头未觉黄金尽，镜里难教白发长。

几度醉来消不得，卧收清气入诗肠。

诗人写枕头，不涉闲愁，不着胭脂，而从枕内之物自然生发开来，吟咏成篇，盛赞秋菊清香四溢，凉爽健身，将淡泊利禄的高情逸兴寄寓其中，意境明朗，饶有余味。诗如秋菊一般，气韵清美！除了立意和境界的创新，马祖常的诗作还接触到一些新的题材，这应该说也是他“清”诗之新的一个次要方面，如写中医的《赠医士简秋碧》，写波斯商人辛苦跋涉丝绸之路等，便是例子。

语言的清素，形象的清晰，诗意的清拔等，充分表现了马祖常诗歌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虽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但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诗人的主观世界。马祖常身上有着少数民族固有的勇敢清淳的民族气质，《元史》本传载，他“十岁时，见烛欹烧屋，解衣沃水以灭火，咸嗟异之”；“民勤而俗朴”（《石田山房记》）的中原大地的哺育，“将济世美”的教训培养，使马祖常具有清正廉洁的品格，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说他“志气修洁”，“累阶要官，自奉清约”；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仅忠君爱民，关注社会现实生活，而且接受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外饰与素朴谐和的美学思想，在艺术上追求“质实而不窳，藻丽而不华”（《周刚善文集序》）；从马祖常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直接或间接地多涉笔气韵清美之物或人，而且“清”字累出，这反映了他“求清”的独特审美个性和审美情趣。上述种种主观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并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艺术实践，就形成了光耀于元代诗坛之上的“清”诗风格。

四

马祖常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

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须必然深深扎进泥土；一切成就卓越的诗人，他的诗篇总是人民生活的孕育。马祖常诗歌创作取得不平凡的成就，其根本原因是他深切关心民生疾苦，倾吐了人民群众的呼声。马祖常虽然出身在世代官宦人家，但在他青少年时代却曾经历过一段困苦的生活。他在《故先妣梁郡夫人杨氏墓志铭》中写道：“祖常兄弟方求哺未知事，夫人始则卖妆具、簪环、衣袂，不继，则昼夜纺绩、刺绣，给养不匮。”在《石田山房记》中又说：“公之子祖常少贱而服田于野，以给饘粥。乡之人思慕邦伯之政，念其子之能劳而将去也，乃为之卜里中地，亟其乘屋而俾就家。”中年为官以后，他因“伏蒲论事屡逢诃”（《书事》），常常回归乡里，参加体力劳动：“返躬操耒耜，奉身寡帷幕。”（《都门一百韵》）他甚至还干拾粪一类的农活：“始旦荷畚去，取粪城邑傍。”（《田居二首寄元参议》其一）他同农民平等相处，推心置腹：“耳热歌击缶，杂坐忘卑尊。论古似嘲谑，颠倒羲与轩……。”（《饮田家留题》）困苦生活的经历，艰辛劳动的体验，不断与农民的接触，使诗人感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情绪，从而触发起诗的灵感。“宛转长谣陇亩间”，他用自己的歌喉，为人民呼喊！

严肃的创作态度，不懈的艺术实践，是马祖常诗歌创作取得不平凡成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马祖常寄身于翰墨时，诗文便在他的心目中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经世而载道”（《周刚善文集序》），“文字托永久”（《田间》），“抵死只忧时”（《五言九首》其三），是他奉行的创作原则。对于那些靠舞文弄墨而讨生活的人，他十分鄙弃。他说：“谈者谓近世治赋之臣，率多弄刀笔，划筹策，日夜屑屑祈毫毛利害，飞文舞书，阳与阴掇。”（《送崔少中序》）他认为，写作是体国述民的大事，而绝非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或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因而，无论写什么题材，他都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我们从马祖常的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即使写名山秀水，而无闲情逸致之趣；叙君子淑女，而无粘红挂翠之嫌。他把诗歌创作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并为之呕心沥血，切磋琢磨，惨淡经营。“平生情思苦爱诗，更喜坐啸销永日。”（《闲题》）“爱我常悬榻，逢人只语诗。”（《五言九首》其三）严肃的创作态度，艰苦的艺术磨炼，终于使他的创作进入“随心所欲”的境地：“古意在眉宇，新诗应口哦！”（《五言九首》其六）

刻苦学习，是马祖常诗歌创作取得不平凡成就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马祖常自幼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汉族古典文化，早年执笔为文便显示出超群的才华。陈旅《石田先生文集序》说：“公早岁吐辞，即不类近世人语言。”但马祖常却并不因此而放松学习。“老死学敢后”（《初日八首》其四），是他的自我勉励，也是他的目我写照。你看：“在昔田里中，学书不窥园。邻舍或招饮，怒不与之言。”（《饮酒六首》其三）他“累阶要官……，读书刻厉如始学者，虽一话言不苟”（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他不仅学习刻苦认真，坚持不懈，而且广览博收，追慕大家。《石田文集》提及的作家、诗人，数以十计，屈、宋、李、杜，他尤为推崇。他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莫道楚乡风物陋，文章屈宋到如今”（《偶成二首》其一）；“蜀相功业少陵知，万古千秋更有谁”（《锁院独坐书事口号七首》其三）；“不作还山梦，因吟李杜诗。平生无饱饭，抵死只忧时。事实兼唐史，风流揖楚辞。山川旧游处，千载有余悲”（《五言九首》其二）。他对诗坛大家是何等景仰和怀念！崇高的景仰化作动力，一生勤奋终成大器！

马祖常为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元代诗坛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及创作实践，对于促进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各民族文学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将他的诗歌加以选注，并写下这篇粗疏的介绍文字，一并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编注本书，是一件尝试性的工作，若无前辈奖掖，友人帮助，仅凭我们浅薄的学识，实难力及心从。我们真诚地感谢：著名老诗人臧克家先生题签书名；著名元代文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宁先生撰写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胥惠民、张玉声，新疆大学刘维钓，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冶等同志对选目、注释、校勘等指误正讹，其中，杨镰同志还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搜集了马祖常佚诗。本书的问世，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由于我们占有资料不足，尤其是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不仅个别诗篇的写作背景及所涉人物尚未清楚交代，祈望明者见示，而且在选目、注释、说明等方面肯定也存在着不少缺憾，亦请专家读者指正。

选注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