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对于运河治理的认识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事实上，大运河也是利弊共存的，高明的管理者就是要能做到审时度势，兴利除弊。中国的地理态势基本上是地倾东南，而北方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在东流入海的过程中不断抬高河床，在途经河南后形成地上河，经常造成溃堤洪灾。黄河还多次与淮水冲突，夺淮入海，给黄淮地区造成了巨大灾难。而大运河则是南北走向，由北而南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由于中国地势是北高南低，北方又是干旱缺水，所以由淮而北的运河经常会干涸淤塞，造成断航。为了保证通航，就必须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资源，为了保证漕运，就经常挤占黄淮区的农田用水，这些都是治理河、漕的官员最难解决的问题。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后，为了实现南粮北运，大运河成为国家之命脉。明代大运河，从通州至天津一段利用潮白河道，又称白漕；从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又称卫漕；临清至济宁以南，为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有闸漕之称；徐州至淮安为原泗水运道，后为黄河所夺，故有河漕之称；从淮安至扬州，多为湖泊运道，故称湖漕；而长江以南运道通称浙漕。其中，白漕、卫漕利用天然河道，问题较少，浙漕地处江南，河网密布，运道畅达，亦费工无多。唯闸漕、河漕与湖漕三段，所处为黄泛之区，由黄河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问题也最大最多，是明代治理改造的重点所在。明代前期，主持淮扬运河治理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漕运总督的陈瑄。冯梦龙《智囊·明智部经务》“虞集”条引樊升之语曰：
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设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刁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设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6]
称誉李泌之屯田，虞集之垦墅，陈瑄之漕运为“一代之至画（划）”。其中按语是对陈瑄治理河漕功绩的简述。陈瑄主要做了三件大事：首先着力解决的是运河与淮河的交汇问题。在此以前，江南运河到淮安后，不能直接过淮，需要逆水西行60里至清河口过淮，留下了诸多隐患。陈瑄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到自管家湖至淮河鸭陈口仅20里，值清河口，可开河引湖水入淮通漕。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亲率军民循宋代乔维岳所开故道，凿清江浦，由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并依次建造了新庄、福兴、清江、移风四闸，从此粮船至淮安便免除了过坝渡河之苦。其次是解决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留下的问题。原来由江南来的漕船须由陆路过瓜洲坝才能入运河。宣德六年（1431），陈瑄开泰州白塔河，次年于白塔河设置新开、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这样从江南过江的粮船可入白塔河到湾头入运河，避免了瓜洲运口盘坝的劳费。最后是治理淮扬运河。淮扬运河以西运道以往多借湖面作航道，虽然洪武年间曾沿湖筑堤维护运道，但效果不彰。永乐时，陈瑄在原来基础上又大筑高邮、宝应、汜光及白马诸湖长堤，并在堤上做纤道，使运道与湖水分开，以避风浪之险。堤中皆留涵洞，可与湖水互相灌注调节水源，运道条件因此大为改善。由此可以了解到古代先贤治理河漕的智慧和经验，只有把运河的基础建设搞好了，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交通条件，才可能享受到运输便捷之利，才能形成经济流通、商贸繁荣的局面。大运河贯通以后，历朝都通过漕运征收大量财税，虽然可以经此充实国库，但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如何合理征税、惩治腐败、减轻百姓负担成为衡量政策是否成功和官员是否大有作为的根本。
冯梦龙在《智囊》一书中表彰了多位清官的德政。其中最早的一位是唐朝的刘晏（事见“明智部经务”）。刘晏曾经担任唐代宗李豫的转运使，为了合理确定商品价格，他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及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合理地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贷，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在冯梦龙看来，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或者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囤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而免除饥荒。
当时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于是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而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当年为了保障漕运，州县聘用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这些人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免除，户口也逐渐增加。冯梦龙认为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7]。
在明代，冯梦龙表彰的是当时的南直隶巡抚周忱，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督运南北畿郡的赋税。冯梦龙在《智囊·明智部经务》中介绍了周忱对漕运赋税的改革。周忱任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经过深入民间田头，与老农恳谈，周忱了解到，吴郡地方富豪和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纳不出，只好流离四散。于是，周忱制定了新的平米政策，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后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8]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经与当时的苏州知府况钟详细计算，宽减八十多万石。又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分量支付酬劳，每运到京师、通州应缴米粮一石便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作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为“余米”。所收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分。明英宗正统初年，淮扬有灾害，盐税亏损。周忱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一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周忱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所需费用都从余米中拨付。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项德政后来被朝廷废除了，将余米完全收归户部，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冯梦龙评论说：“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用追思不置也。”[9]说明“以民为本”绝非虚言，如何为人民谋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民心之向背由此而尽显。
在解决漕运米耗的问题上，明代松江知府樊莹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智囊·明智部经务》在“周忱”篇之后，冯梦龙又表彰了松江知府樊莹。“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10]樊莹到任以后，经过调研认为，运送漕粮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霉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于是樊莹聘用粮长专职运送，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民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纳税为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之八九。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并以准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作为为公家运送的报酬。冯梦龙认为这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备”[11]。
大运河的运输有很高的水利成本，大运河承担的主要职能是漕运，但也适度给予运输其他经济商品的配额。其中就有许多利益所在，因此河漕的治理还要敢于同腐败权奸、巧取豪夺之辈做坚决的斗争。
冯梦龙在《智囊全集·智胆部识断》中介绍的刘玺就是其中的一位勇于斗争的代表人物。刘玺，南京人，明嘉靖中历督漕总兵官。时有太师郭勋仗恃受宠，常率领属下大肆搜购南方珍玩，然后胁迫漕运官分派船只载运入京，获取暴利。当时水道运输不顺，多半都是因为这缘故。刘玺为根除弊端，事先在船中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右手拿刀，左手指着贪官说：“若能死，犯吾舟，吾杀汝，即自杀卧棺中，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贪官听了，“惧而退”。冯梦龙对此评论说：“权奸营私，漕事坏矣，不如此发恶一番，弊何时已也。”又说：“人到是非紧要处，辄依阿徇人，只为恋恋一官故。若刘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论所持者正，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12]认为没有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就不可能斗倒权奸。
对待权奸可以拼死一搏，阻止违法乱纪，但是对于王室的腐败，恐怕就不是斗狠能够解决问题的了，还要以智取胜。冯梦龙在《智囊·上智部迎刃》中就介绍了一位靠动脑子想出好办法为百姓减轻负担的地方官范槚。明嘉靖四十年（1561），景王朱载圳就藩湖北安陆，浩浩荡荡数万人经由大运河到达封地，途中经过淮安。其时范槚是淮安知府，在漕督的主持下负责接待王驾，按照要求，沿河两岸要开路五丈宽，遇到民房必须拆除。范槚为了减少老百姓损失，想出办法在民房边放置破船，上面覆盖土板，看起来就像平地，希望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王驾沿途开销惊人，按照光禄寺的要求，“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范槚拿了《大明会典》据理力争：“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光禄寺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王顿二十两，妃十两”的标准安排膳食，一下子省了数万巨额花费。为了让王舟尽快离开，范槚又派人花钱对具体主事的人说：“水悍难泊，惟留意。”[13]于是王舟整日航行，水流又快，很快就通过了，三处靠岸只供应了一千三百两白银，而船队到了扬州仪真，一夜之间竟花了五万两，两者比较，非常清楚地说明，地方官为民谋利益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把老百姓看成是“天”。
以上所述都彰显出冯梦龙河漕治理的“民本”和“廉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