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至情之“真”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深入人心在明代社会掀起了人性复苏、个性张扬的思潮，引导着明人的追求由外部世界逐渐转向内心世界，发掘人自身的需求与价值。李贽甚至高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肯定穿衣吃饭等人的合理欲望，鼓励追求人情物欲、美食声色的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好货”与“好色”成风，一方面，市民以叛逆的勇气、人性的本能追逐着物欲享乐，另一方面，他们压抑已久的情与欲也得以突围与释放，情爱作品中的情之真与欲之纵是市民喜闻乐见的。
明代“情”是广泛的，自称“情痴”的冯梦龙在《情史》序中提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2]在冯梦龙看来，万物皆有情，情是遍及万物的。同时，“情始于男女”，男女之情是一切“情”的起始与发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3]可见，“情”是始于男女之情的，但又不仅仅包含男女之情，君臣之情、父子亲情、兄弟手足之情、朋友间的友情同样是“情”的内涵，“情”由男女之情流注于君臣、亲朋、万物。“情”虽不单单指向男女之情，却以男女之情为起始和主体，《挂枝儿》就是一部男女私情民歌集，《情史》辑录大量充满人性张力的男女情事，为情立传，“三言”中更有近三分之一的篇目围绕男女情爱展开。
在种种“情真”中，冯梦龙尤为关注世俗男女情爱之“真”，以不加矫饰、至情迫出的男欢女爱故事回应市民对情爱本能的追求，达到“适俗”的效果。男女情爱之“真”首先体现在男女真挚的爱情上。爱情，是生命永恒的法则，也是文学永恒的题材。长期以来，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中国的爱情故事都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西方世界的自由平等。而冯梦龙通过男女间热情又真挚的情愫、忠贞不渝的专情、为自由之爱勇敢的抗争、对虚情负心的批判，呈现出男女爱情之“真”，这是极难能可贵的。这种爱情之“真”首先包含男女之间热情而真挚的情愫。如《赠瓜子》篇：“瓜仁儿本不是个希奇货，汗巾儿包裹了送与我亲哥，一个个都在我舌尖上过。礼轻人意重，好物不须多。多拜上我亲哥也，休要忘了我。”[4]通过描写“瓜子”这个不是生活中的“希奇货”一个个从舌尖过赠与情郎的动作，怀春少女的浓情蜜意被刻画得生动形象。同样，《咳嗽》《喷嚏》篇更是用人们最熟悉不过的小动作作为暗号表达入骨相思，语意虽直，却直出肺腑，真挚而热烈。其次，男女爱情之“真”还表现为男女间忠贞不渝的专情。明代对妇女贞节是极为推崇的，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明代有节妇烈女36000余人，远超元朝。身处重“贞”时代的冯梦龙对“忠贞不渝”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诠释。他将“情”作为忠贞的基础与前提，出于“真情”的忠贞是为冯梦龙所赞扬的。另外，忠贞的美德通常是专赋予女性角色的，在儒家的鼓吹中，贞节不仅是女性须追求的美德，更是应尽的义务，但冯梦龙在呈现忠贞不渝的专情故事时，反其道而行，不单单塑造专情的女性，更有忠贞不渝的男性代表，双方共同出于“至情”而从一而终、至死不渝。“三言”颇多这类作品，《乐小舍拼生觅偶》中乐小舍与喜顺娘自小青梅竹马，却因门不当、户不对受到家中阻拦，在一次观潮中两人再度相见，双目相对，如痴如醉，乐小舍不顾被潮水吞没的危险，跳入浪潮欲救顺娘，二人双双被救起后，终结为夫妻。正是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里，得了痨病的宋小官被岳父刘翁抛弃，刘翁之女宜春“哭天抢地”，痛斥父母“伤天害理”，逼父“还我宋郎”，发了横财的宋小官也发誓不娶，终与宜春团圆，一个贫贱不能弃，一个富贵不能移，他们之间的忠贞与专一足见爱情之“真”。《情史》更是专列“情贞”一类，辑录忠贞的男女情事，尽管其中不乏官方主流价值所标榜的“节妇”故事，但是依然有《范希周》这样展现冯梦龙独特贞节观、爱情观的故事。《范希周》以男人的名字作为这个忠贞不渝故事的题目，而不用“某某女”“某某妇”为题，可见冯梦龙对此种行为的赞赏与认可。可见，只有男女双方互相付出真情，才是爱情中真正的忠贞不渝。除了热情又真挚的情愫、忠贞不渝的专情，冯梦龙将为自由之爱勇敢抗争也作为突出男女爱情之“真”的重要成分。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没有婚恋自由，在人性逐渐觉醒的明代，市民以叛逆的勇气勇敢追求，冲破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冯梦龙的笔下有诸多为情抗争的动人故事。《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等讲的都是青年男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终成眷属的故事。对这种叛逆的勇气、至情的真切，冯梦龙是赞扬和认可的，而对于缺失“真情”、虚情假意、负心背意的负心汉，冯梦龙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书生周廷章就是“无情”的代表，与忠贞不渝的“范希周们”相比，“周廷章们”或遭人唾骂，或被乱棍打死的结局实属大快人心，可见冯梦龙对“无情”的痛恶。
情爱之“真”还体现在男女私情上。李贽曾对“私”做出肯定性论述，为男女私情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他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根虚实，无益于事。”[5]这里所论之“私”与男女私情弃公共意志于不顾之“私”在根基上完全一致，都是无视形式束缚、尊重主观真实意志的自由情感。私情主要又分婚外偷情与未婚男女私会两种。无论哪种，都是不为封建礼教所容的，但是正如彼特拉克在《秘密》中所说的，我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明代市民在人性觉醒的过程中愈加关注自己内心的真实欲求，追求真真切切的幸福，冯梦龙对男女私情也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毕竟在冯氏看来，虽为“私”情，但确实是一种诚挚真情。对于婚外偷情，他在评民歌《耐心》时引用“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也”[6]的惊俗之语，可见他对偷情的宽容态度。《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虽对丈夫蒋兴哥有情，但蒋兴哥私自安排远行经商，未按期归来，王三巧出于孤苦难挨、渴求人情，在薛婆的诱骗之下偷情陈大郎。王三巧虽偷情背叛丈夫，失德失节，但也反映了人最自然、最真实的情感欲求，不同于《情史》中“情贞”类塑造的诸多“节妇”，她们与丈夫没有多少情感基础却以惨烈的方式追寻空洞的“贞节”之名，压抑可怖的意味跃然于纸上。相比之下，王三巧的偷情反倒因流露了情感欲求之“真”而拥有了“人”的生机。蒋兴哥对于王三巧的背叛也表现出了谅解，蒋兴哥的谅解也正是源于他对妻子的“情”，他将错归咎于自己贪图蝇头小利离家经商，休妻也是因为他相信王三巧对他真情不复在，而最后的破镜重圆则因为两人真情依旧，皆是围绕一“情”字，这种宽容与谅解也是冯梦龙的态度。对于未婚男女私会，冯梦龙《挂枝儿》《山歌》中辑录了大量直白、真挚的私情民歌，《挂枝儿》还专设“私部”。《山歌·采花》篇，女子欲邀请情郎幽会相见，却不直说，而是以“采花”为理由，是一种既委婉又不失热烈和勇敢的真挚表达。此种民歌在《山歌》《挂枝儿》中比比皆是，或初恋旖旎，或热恋狂放，但共同点都是“天地自然之文”，呈现的都是青年男女间毫无避讳、不加掩饰的对心上人的渴慕，虽“色胆大如天”，却也情真意切，真挚动人。
情爱之“真”还体现在认可合理的情欲上。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最终反而会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在古代中国，人的自然欲望由于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毒害而被压制，正统文学中，情欲也往往被有意识地遮蔽，但理学教条形成的环境压力终究无法钳制自然生发的人性人欲，反而只会使人更加欲火如焚，甚至走向纵欲的极端。事实上，朱熹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7]，说明“人欲”是超出正常社会规范的欲望需要，只有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望才需要被控制，并非是完全的禁欲主义。而后宋明理学家为维护封建秩序，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对本来有着合理性的自然欲望也一并扼杀。但是自号“多情欢喜如来”的冯梦龙对人的自然情欲是充分认可的，将情欲视作男女之间“情真”的直接表现，而且在冯梦龙笔下，情欲不再是男性的专属，女性也可以寻求男子满足自己作为人的正常欲求，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爱情。《情史》中女性“自荐枕席”类故事就有44篇，这类故事应滥觞于战国宋玉的《高唐赋》，后世故事结构虽大致定型，但男女主角却发生了改变，唐代以后女主角逐渐从女神变为女鬼、女妖。至冯梦龙，女主角已褪去了神圣性和崇高感，成为情欲的主动引导者，男性主角也变为世俗中的普通男子，故事所呈现的是“人”真实、强烈的情欲。除此之外，冯梦龙还揭露寺庙中男僧女尼同世俗男女一样有情欲。《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女尼姑们是真念佛、假修行，表面上信奉五戒，实际上却是一群“色中饿鬼”；《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的至慧和尚公然骂佛门规矩“扯淡”。这正是人性的觉醒，是对禁欲主义不人道的抗议，男僧女尼同为凡胎肉身，人情人欲自难抑。尽管冯梦龙承认情欲的合理性，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对情欲持完全放任的态度。在他看来，以情真为基础的情欲是人之常情，这种情欲与“淫”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于单纯的肉欲、泛滥扭曲的情欲，冯梦龙并不认可，他明确区分了“情”与“淫”：“夫情近于淫，而淫非情报。”[8]在《情史》第十七卷中，他还指出“夫有奇淫者必有奇祸”[9]，告诫那些贪图淫欲之人，他们必然会面临特别的灾祸。因此，在冯氏作品中，淫祸亡身的例子不少，如《情史》专列“情秽”一类，展现纵欲男女们的悲惨结局。可见，冯梦龙认可的情欲是出于“情真难抑”，绝非“奇淫放荡”，是基于“情”的维系，摆脱礼教的束缚，张扬着真实的人性，以超脱的姿态展现男女情爱之“真”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