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杰出的通俗文艺作家冯梦龙，传世之作数以百千计，著述数千万言。其中以话本小说“三言”影响最为深远，有些篇章情节被改编为多种戏曲曲艺形式，成为五百多年来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如杜十娘、苏三、王美娘、沈小霞、张廷秀等人物及相应故事被改编为昆剧、京剧、越剧、苏剧等。探讨、研究“三言”，深入分析其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脉络，可以鉴古知今，乃至对于理解中华民族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都是非常有助益的。

冯梦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州，苏州是运河沿线重要城市，交通便捷，人员往来频繁，冯梦龙由此了解了运河流域的民俗风情，并进而扩大到古今中外各种题材，这也就是“三言”中频频涉及运河文化的原因。

“三言”中明确提及“运河”的有三处，一是《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中提到秦桧后人府上衰败后，“朝廷开浚运河，畚土堆积府门”^[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宋时期对运河的疏浚。二是《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提及刘德的住处，“家住河西务镇上。这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余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2]。三是本篇中，提及刘德养子刘方（其实是女孩）在刘德家已生活了两年之久，“时值深秋，大风大雨，下了半月有余，那运河内的水，暴涨有十来丈高下，犹如百沸汤一般，又紧又急。往来的船只坏了无数”^[3]。但是“三言”中提及运河沿线城镇及运河两岸风土人情的篇章则数不胜数。如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京城、潞河、瓜洲，都是运河沿线。《玉堂春落难逢夫》故事发生地在北京、山西洪洞、南京等地，也是运河沿岸重要城市和地区。《张廷秀逃生救父》故事的发生地则辗转于苏州、镇江、南京、北京等城市间。可以说，因为京杭大运河是明代交通大动脉，“三言”中的传奇故事多多少少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三言”是明代中后期大运河文化的集中反映也不为过。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商人群体，如徽商、苏商、晋商等，他们经济上比较宽裕后，就相应地在文化娱乐上有所追求，这也带动了全社会追求声色之娱的社会风气。“三言”中有非常多的篇幅涉及这一现象。

鉴于笔者是音乐学者，出于专业本位，自然对“三言”中有关音乐的描写颇感兴趣。笔者认为，研究“三言”中涉及的大运河音乐文化，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从音乐史的角度看，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明代中后期的音乐发展状况。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提倡“眼界向下的革命”，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转移到百姓“日常生活史”“社会心态史”的研究视域中来。“三言”恰恰是明代中后期各色人等的传奇，挖掘其中的音乐因素可以极大地丰富对明代中后期音乐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第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可以为大运河文化研究提供崭新的认识视角。学界对“水与音乐”课题的研究及大运河与音乐关系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大运河是如何哺育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又是如何为大运河文化增添自己独有的色彩的，这方面的涉及很少。还有，大运河描写了运河沿线城市如北京、临清、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的戏曲、曲艺音乐品种。从“三言”中钩沉音乐文化现象的描写和论述，可以加深对大运河文化的全面了解。

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可以为运河文化的保护、发展提供借鉴。当前我国正迈向全面小康，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建设任务。“三言”中的很多传奇都反映了人们对音乐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研究其背后的动因，对于促进运河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有极大帮助的。

学界曾有学者对《红楼梦》与音乐的关系作详细论述^[4]，但对冯梦龙与音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搜集的民歌集与创编的戏曲上，对于冯梦龙其他作品中音乐现象的研究着笔则不多见，对冯梦龙“三言”与大运河音乐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还属新发之地。有鉴于此，笔者不揣疏陋，草成此文就教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