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运河交通文化

大运河首先是作为漕运通道而存在的，历朝统治者开挖、修治、维护运河的初衷只是为了保障统治中心粮食和物资的安全，从而维护自身统治，并不顾及其他。但随着官方漕运的兴盛及运河长时间的持续通畅，运河所承载的民间交通功能越来越突显出来。可以说大运河的基本功能就是交通运输，而交通文化就是运河文化最直观、最基础的一面。“三言二拍”在这方面有丰富、生动的描绘。

在近代铁路出现之前，陆运和水运是古代中国两种最基本的交通方式，水运比陆运更具优势，正如《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公说的那样，“陆路脚力之费，数倍于舟，且又劳碌”，简言之就是水运比陆运便捷而价廉，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很注重发展水运。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移至东南地区，而统治中心一般都在北方，由东部及东南地区向都城漕运粮食及其他物资，是统治集团生存和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保障，所谓“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3]。因此在统治者眼中，大运河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就是漕运。不过在“三言二拍”中，描写官方漕运的并不多，只有两个小片段，这主要因为“三言二拍”是市情小说，描写的是市民生活，所以并不关注官方漕运情况。

比起运河的漕运功能，“三言二拍”更加注重运河承载的民间交通功能。大运河不仅把南方和北方连接起来，而且和它流经区域的众多其他自然河流、湖泊、人工沟渠一并构成了网状的交通系统。这套网状交通系统以大运河作为主干道和中枢，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其影响和辐射的区域远远超过运河本身的流域。再加上水运便利和价廉的优点，运河交通逐渐脱离了官方专用的限制，越来越多地为民间服务。“三言二拍”中随处都可见到“雇船”“觅船”“行船”“下船”“上岸”等字样，这些都是民间用船的反映。选择运河交通的人也形形色色，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有进京赶考的、当官赴任的、致仕返乡的、贩货经商的、走亲访友的、旅游的、进香请愿的，发达的运河交通网络为运河区域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运河交通的便捷离不开运河交通工具——各类船只的支持，种类繁多、大小不一的各类船只交错航行，担负着商旅和货物的来往转输任务。“三言二拍”中描述了种类繁多的运河船只，有专载人载货的长途运输大船，如《初刻》第五卷中提到的大座船，满载行李辎重后，还载了“家人二十多房，养娘七八个，安童七八个”，虽然行李沉重，一日还可行“百来里路”；《恒言》第三十二卷中提到的巨舟，“分为前舱、中舱、后舱；前舱盛货物，主人、家眷住在中舱，后舱船工水手住”，可见此船的规模之大。有固定起航时间和往返路线的航船，又叫堂船，相当于现在的班车和公交车；也有随叫随走的“便船”，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有捕快的缉捕船，称为快船；有在运河上巡哨、稽查的哨船；还有官家大型画舫，“舫中珠翠夺目”。因为运输业发达，运河上还出现了一家几代都从事运河运输业的，比如《通言》第二十二卷中的刘有才，“积祖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做在船上。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在千里运河上，官船和民船、货船和客船、大船与小舟络绎往返，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运河繁忙画卷。

运河作为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在交通繁忙、商旅络绎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船匪水盗，如张稍、陈小四、徐能等，这些人为了钱财在运河上杀人越货，丧尽天良，但也从反面反映出运河交通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