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其谳牍使无讼
寿宁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普通民众不懂法律，人与人之间难免出现讼争行为，社会因此出现了不安定状况，也就是世人所谓的“好讼”了。
冯梦龙没有直说寿宁人“好讼”，但对寿宁人“好讼”的现象多有记载。他在《寿宁待志》中专列《狱讼》一篇，开篇就说：“寿讼最简，亦最无情。”他列举了多种情况加以说明：有的人卖家产，买方已经再三加价了，他还要诬告人家白占他的家产；有的人把百来年前的古旧契纸，一直当作最珍贵的宝物收藏着；有的人订立契约最随便简陋，拿了方寸大的劣质纸张就在上面潦草地书写；还有一些人伪造契约，目的是争得一些钱，要求并不高……面对这些矛盾纠纷，冯梦龙通常都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妥善处置，“故年月稍近，有司往往怜贫量断，亦从俗云尔”。他坦承，监狱中连年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人，并非真的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完全用不着刑法了。
《寿宁待志·风俗》篇记载，有的人发生了债务纠纷要诉讼，“宦债未清，屡见讼牒”；有的人发生了墓葬纠纷要诉讼，“余初见讼牒，有争金瓶位者……不尽亲族，而先授他人，则讼”；有的好讼者不仅诬告普通人，而且诬告官差，“民首一盗，无何，首者被讼。官捕一盗，无何，捕者亦被讼”。《寿宁待志·劝诫》篇记载，有的人冒名顶替，越级诉讼，影响极坏，比如有一个叫符丰的人，“仇视其族，遍讼各台，更名借籍，诬杀陷盗，如鬼如蜮，不可端倪”。
因为“好讼”，寿宁还产生了一个专门替诉讼当事人做担保、代办诉讼事宜的特殊群体，叫“保人”。《寿宁待志·狱讼》篇载：“小民在城者，以歇保为生理。两造不责保人，虽拘摄不听也。保人各为其主，不减自讼。如愿息，亦惟二保人为政。”作用比现代的律师还要大。
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上办过不少典型案件。《寿宁待志·狱讼》中详细记载了一个案件：一天，青竹岭村人姜廷盛怒气冲冲地到县衙状告三望洋村人刘世童，自述与弟弟到三望洋村征粮，被刘世童劫粮并砍伤弟弟。原告不仅有保人为证，而且其弟头上伤口清晰可见，令人害怕。被告被传唤到庭，却说是原告砍伤弟弟，以此讹诈陷害于他。冯梦龙感到被告所说令人难以置信，但看其衣冠楚楚、镇定自若，又不像是假的。冯梦龙让双方各找保人担保回去，次日中午放了个烟幕弹，说是要坐轿外出拜客，实际上绕小道直奔案发地，经遍询村中童叟，且找到当时在场劝解的原告姨母，证实被告所言不虚。细究原委，原来是原告对被告有宿怨，同时嫌弃自己的弟弟瘸手不会干活，就故意带弟弟到被告家寻衅滋事，既想借机让被告打死其弟，又可以嫁祸被告，一箭双雕。没想到被告不上当，原告恼羞成怒，拿了一把杀猪刀掷伤弟弟前额，使他血流满面，原告还将血涂抹到自己身上，谎称自己也受了伤。真相水落石出！冯梦龙重重责打了原告，责令他把弟弟带回家治疗，如果弟弟没死，准予从宽处理，如果弟弟死了，要他偿命。原告没办法，最终小心翼翼地把弟弟治疗好了。在此案中，冯梦龙运用传统听讼的辞听、色听、耳听等多种方法，又采取声东击西、微服暗访、实地探察、多方取证等措施，使得真相大白，作恶者得惩，被诬者得雪，受害者得救，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司法艺术水平。他感叹：“始知天理所必无，未必非人情所或有也。”“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他把案件详载于志，目的是提醒后来者要仔细办案。正如《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所说：“如山巨笔难轻判，似佛慈心待细参。公案见成翻者少，覆盆何处不冤含？”
冯梦龙还办过一个案件，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名案集成》。案件内容来源于《寿宁待志》中《铺递》与《劝诫》两篇，讲的是：寿宁县有一个泗洲桥村，是通往政和、宁德、古田三县的交通枢纽，向来“顽民渊薮，非劫即窝，根深蒂固，有司之而不敢问”；村中顽民又与邻县村民通婚结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至”。泗洲桥最典型、出名的顽民叫陈伯进，“杀人屡案，皆以贿脱，固已弄官府于掌上”。冯梦龙到任以来，历来难以对付的犯人，几乎都已被捉拿归案、受审定罪，唯独陈伯进例外。冯梦龙派官差前往缉拿，陈伯进“阖其门，契汤壶从楼窗灌下”，官差没有抓到人不说，反而被攻击得狼狈而逃。冯梦龙深感耻辱，有一次趁从建宁府返回寿宁县的机会，亲自带人前往泗洲桥。陈伯进又纠集邻村同党多人持械顽抗，最终被冯梦龙捉拿归案，并严加审判定罪。此案相当于现在的“扫黑除恶”典型案例，打击的是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恶势力，保的是一方平安、诸多百姓。冯梦龙为了彻底解决泗洲桥问题，又向上级请示：把一名没有任用的候缺巡简安排驻扎到泗洲桥所在的七都，责成其办理一切征收欠税、拘提人犯等公务，并告诫他“毋受辞、毋擅决、毋生事、毋亵体”，不要受理诉讼、不要擅自做决定、不要制造纠纷、不要轻慢官场体制，这样“移无用之官为有用，而收化外之民于化内”。上级批复同意了，冯梦龙很快把泗洲桥公馆改扩建为巡检衙门，并改变了泗洲桥面貌。由此可知，冯梦龙是一个有勇有谋、胸怀大局、敢于担当的地方官。
冯梦龙在《寿宁待志·狱讼》中还指出了寿宁刑事司法的一大弊病。因为寿宁没有仵作，凡是官司中需要用到仵作的时候，都必须到相隔数百里的松溪县、浦城县请借。这些仵作以奇货自居，上下其手，索要各种安家费、路费、检验费、赏钱等，而这些费用都要案件当事人承担。当事人苦不堪言，有时即使出了人命，也只能请求免检息讼，官府也没办法。这样必定会造成冤假错案。
冯梦龙对寿宁人“好讼”的成因做了分析：“寿邑山险而逼，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性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蔑寡，习为固然。”（《寿宁待志·风俗》）他认为寿宁人“好讼”，一是环境使然，即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二是文化使然，老百姓普遍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多是“法盲”。
冯梦龙既知好讼之弊，提出“省其谳牍，可使无讼”的对策，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既以金刚手段保一方平安，又以菩萨心肠促一方和谐。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道德教化、调解纠纷等方法，德主刑辅，礼法兼治，力使“无讼”。
冯梦龙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寿宁待志·风俗》载，他为士子“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四书”是儒家经典，饱含道德教化与“无讼”思想内容，《四书指月》是冯梦龙编纂的科举教科书。可以推断，冯梦龙在讲授“四书”时必然融入个人思想观念，使三尺杏坛成为道德教化、源头防讼的重要平台。由于教育成绩显著，冯梦龙高兴地说：“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将来或未量也。”他也十分注重从正、反两面树立典型形象来教育老百姓。他支持重建状元坊，修缮旌善亭，表彰先达、孝子、节妇、乡宾、耆民，把一个个姓名都记载到《寿宁待志》里；他修缮申明亭，将上文所说符丰、陈伯进等顽民、恶霸的姓名，都用红笔写到申明亭上，以此昭告世人，警戒后人。
冯梦龙十分重视调解纠纷。寿宁民间广为流传的冯梦龙断牛案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方调解案例。两个村庄的两头水牛相斗，差一点引发集体械斗，冯梦龙用十六个判词就使得案结事了人和：“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食，生者同耕。”充分体现了冯梦龙的司法智慧，令人击节赞叹。《寿宁待志·风俗》中则记录了寿宁独有的一种民间调解方式：两姓结怨，争闹不休，亲戚、朋友想给他们解决纠纷，就让乙的儿子拜甲为义父，立了结拜文书就好了。有的人长期负债没法还，也用这办法，欠债人的儿子拜债主为义父，债主就销毁债券，所欠的钱就算是送给义子买鞋袜了。欠债人的儿子即使心里不满，仍然终身称债主为义父。这种化怨为亲的解纷方法，消弭了不少民间纠纷，在那个特定时代堪称高妙。
冯梦龙还注重解决历史积案。寿宁西浦《缪氏大家谱》中保留的一份《县主冯告示》，就是冯梦龙成功解决“信访积案”的一个证据。这份告示概述了一个曾经上诉到县、府、道三级官府的民间纠纷，冯梦龙灵活运用软硬不同的措施，并张贴告示，广而告之，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冯梦龙十分注重情、理、法的有机结合。收录在《寿宁待志·风俗》中的《禁溺女告示》，由冯梦龙以文学家的笔法亲自写就，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修辞手法多种并用，极富特色，内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警之以法，十分精彩，最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恶风顿息。一篇告示拯救了诸多女婴，冯梦龙堪称功德无量！
冯梦龙治寿四年，积极有为，“有事无事，俱抱苦心；大事小事，俱用全力”。他抱着“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的态度，通过“险其走集”“宽其赋役”“省其谳牍”综合施策，竭力实现“无寇”“无饥”“无讼”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时时报平安也”，百姓安居乐业。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称赞冯梦龙：“晋人风度汉循良。”文从简称赞冯梦龙：“桃李兼栽花雾湿，宓琴流响讼堂清。”（《赞冯犹龙》）福建名士徐惟起更是夸奖冯梦龙为全省知县第一：“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闽中）五十七邑之殿最也。”（《寿宁冯父母诗序》）清代《福宁府志》和《寿宁县志》都把冯梦龙列为循吏，评价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总之，冯梦龙的“三无”目标在宏观层面上是实现了，这一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我们研究冯梦龙的治寿理念和实践，可以为新时代地方治理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