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的大宗商品除了稻米丝绸还有棉布
从元代开始，苏南地区就已经是棉花和棉布生产基地，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55]积极推广棉花种植。自明中期以后，在常、苏两府的江阴、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县，棉花种植面积就已非常可观。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56]，而嘉定县更是种稻之田只有十分之一，“其民独托命于木棉”[57]。专业化植棉规模促进了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棉区还是在非棉区，农家多以纺花织布为业。如在棉区的嘉定，据万历《嘉定县志》载：“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58]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讲了无锡吕玉善有善报的故事，其中就写到吕玉丢失儿子后一边经商一边找寻儿子：
吕玉娶妻王氏……王氏生下一个孩子，小名喜儿，方才六岁，跟邻舍家儿童出去看神会。夜晚不回。夫妻两个烦恼，出了一张招子，街坊上，叫了数日，全无影响。吕玉气闷，在家里坐不过，向大户家借了几两本钱，往太仓嘉定一路，收些绵花布匹，各处贩卖，就便访问儿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门，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货。走了四个年头，虽然趁些利息，眼见得儿子没有寻处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话下。
到第五个年头，吕玉别了王氏，又去做经纪。何期中途遇了个大本钱的布商，谈论之间，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脱货。[59]
作品中的吕玉并没有经过多少谋划，一下手就是做棉花布匹生意，可见这在当时已是非常普遍的生意门路，收货的地方正是棉花布匹的生产中心“太仓嘉定一路”。吕玉不过是个初次做生意的小商人，他遇到的有大本钱的布商就将生意做到了北方山西。可见棉布的销路主要是北方地区。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里的宋金交了好运以后，在回故里寻亲的途中也是不忘贩布挣钱：
再说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个月，把家业挣得十全了，却教管家看守门墙，自己带了三千两银子，领了四个家人，两个美童，顾了一只航船，逞至昆山来访刘翁刘妪。邻舍人家说道：“三日前往仪真去了。”宋金将银两贩了布匹，转至仪真，下个有名的主家上货了毕。[60]
可见贩布当为不错的买卖。而《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张权所开店铺做的也是售布生意，其儿张文秀遇难被救遇到的贵人也是布商：
且说河南府有一人，唤做褚卫，年纪六十已外，平昔好善，夫妻二人吃着一口长斋，并无儿女，专在江南贩布营生。一日正装着一大船布匹，出了镇江，望河南进发。[61]
可见自从宋代棉花传植中国，又经元代松江黄道婆从海南把纺织棉布的技术改进提升后带回家乡，棉布就作为百姓的日常衣料取麻布而代之。
从明代开始，由于苏南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桑、棉等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稻米生产已经有所不足。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农谚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苏南地区甚至要从湖广等地输入粮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之际苏州的枫桥也就逐步成为江南最大的米市。而桑棉等经济作物生产面积的扩大，也进一步带动了苏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的农村劳动力可以转化为城镇手工业、商业的人力资源。从整体上看，苏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商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这使得苏南地区的城商经济空前发展。苏南棉布的主要产地是嘉定和常熟，向有“嘉定布”与“常熟布”之称。苏南棉布大部分是通过运河北销。有人估计，明代后期松江、嘉定、常熟三地的棉布上市量估计不下3000万匹，而通过运河北销的棉布至少有2000万至2500万匹。而苏南棉布生产发达，本地产棉不足，这就需要到河北、山东等主要产棉区收购，大大加速了南北经济贸易的流转，繁荣了南北的城商经济。
本文通过阅读和勾稽冯梦龙作品中有关河漕内容的一些细节，并与大运河文献史料进行比勘，力求还原、再现明代河漕文化的诸多侧面，呈现出大运河对于中国社会巨大影响之万一。以上三个方面的诠述多有不足，以期方家不吝指正。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2]同上书，第503页。
[3]同上书，第942页。
[4]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10页。
[5]〔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夥，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然率多鄙俚，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野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6]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智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本文以下所引《智囊》皆据此版本，不再具体标注，只标注页码。
[7]《冯梦龙全集·智囊》，第196页。
[8]《冯梦龙全集·智囊》，第200页。
[9]同上书，第199页。
[10]《冯梦龙全集·智囊》，第200页。
[11]同上书，第200页。
[12]《冯梦龙全集·智囊》，第317-318页。
[13]同上书，第119页。
[14]（雍正）《西湖志》，转引自陆鉴三选注《西湖笔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15]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21页。本文以下所引“三言”皆据此版本，不再具体标注，只标注页码。
[16]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
[17]〔清〕翟灏《艮山杂志》，见陈述主编《杭州运河文献》，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192页。
[18]《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513页。
[19]同上书，第579页。
[20]《冯梦龙全集·古今小说》，第71页。
[21]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2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一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23]《冯梦龙全集·古今小说》，第396-397页。
[24]同上书，第399-400页。
[25]（崇祯）《吴县志》卷十《风俗》，明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
[26]〔明〕郑若曾著，傅正、宋泽宇、李朝云点校《江南经略》，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144页。
[27]〔明〕王心一《重修吴县志序》，（崇祯）《吴县志》卷首，明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
[28]《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6页。
[29]《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92页。
[3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8页。
[31]同①书，第393-394页。
[32]以上引用文字分别见《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98页、399页、403页、406页。
[33]《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391-392页。
[34]《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394页。
[35]〔清〕顾震涛撰，甘兰经等校点《吴门表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36]《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430-431页。
[37]《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01-303页。
[38]《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783页。
[39]〔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备录》，见《顾炎武全集》（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89页。
[40]〔清〕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见《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25页。
[41]《冯梦龙全集·古今小说》，第22页。
[42]〔明〕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页。
[43]《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400页。
[44]《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135-136页。
[45]同上书，第136页。
[46]同上书，第155-156页。
[47]《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01页。
[48]《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352页。
[49]《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353页。
[50]同上书，第356页。
[51]同上书，第364页。
[52]《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782-783页。
[53]《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783页。
[54]同上书，第785页。
[55]《明史·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4页。
[56]（崇祯）《太仓州志》卷十五《灾祥》，崇祯二年（1629）刻本。
[57]〔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备录》，见《顾炎武全集》（13），上海：上海方籍出版社，2011年，第586页。
[58]（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59]《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57页。
[60]《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第316页。
[61]《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