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以商入世的价值观

商业化的浪潮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了当时入商海求利者比比皆是，并以此为荣的现象，这显然是对“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理念的挑战。15世纪末，朝鲜人崔溥写下了《漂海录》，这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和生活习俗，尤其是对运河交通和沿岸风貌的记录，极为难得。他在书中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之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1]明人丘濬也曾言：“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2]这正是明朝中期以后商业向社会各阶层生活渗透的实录。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四十卷《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中有“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3]，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产生了分流，一部分读书人开始认同并融入商业社会。进入晚明，入仕作官的读书人屈指可数，大部分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为生活所迫，一部分读书人开始放下身段，从事工商业。在《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秦重这个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末流的小商人，却是冯梦龙大力肯定和歌颂的正面人物。

对于如何经商致富，冯梦龙认为要取之有道、不违仁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夫妇，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安，是作者树立起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想人物。“三言”中，这些平凡市民身上展现的人格力量和诚信品德，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