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庸常之“奇”
“俗皆爱奇，莫顾实理”，喜新尚奇是人普遍的心理，心理学家麦独孤认为好奇是人的本能，位于人的十一大本能中的第三位。“尚奇”的内容和程度由于时代和个体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明代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不断激发着市民好新尚奇的心理，随着自由人性的启蒙、市民欣赏水平的提高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关注的加强，“尚奇”有了新的内涵。
古代的神话传说奇在驰骋想象、出奇制胜的“非人”与“非理性”；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奇人”“奇事”仍以超自然的鬼神怪异为主体，但已间杂少量人的生活所孕育出的奇异，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绝少虚幻的情节，缺少幻彩，将视角定位于现实的社会人生；唐传奇讲求“事不奇则不传”，但得益于志怪、志人小说的现实融化，创作表现出了一定现实化的倾向。人们所追求的“奇”，逐渐由虚幻朦胧的想象转向切实可感的写实。
中晚明社会，人性与个性得到张扬，市民阶层已不再满足于旧有的新奇观，而是强烈地渴望在“奇”中获得自己专有的存在空间。这就要求“奇”不仅是脱离现实人生的鬼神怪异，更要与市民阶层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李贽关于“奇”的精辟评论：“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13]可见，在他看来，常中出奇是一种新奇至极的境界，只可惜世人很难觉察这种新奇，反而脱离现实人生寻觅新奇，却不知将目光转向“平常”。同样，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提出：“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14]凌濛初也将“奇”与耳目之内的“常”相联系。后睡乡居士对好奇失真之弊做出批评，提出了“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命题。以上将“奇”与“常”勾连的理解，都是将“奇”建立在庸常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于庸常之中提炼、挖掘出“奇”来的，体现了明代新奇观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市民阶层好新尚奇的心理与“庸常之奇”的观念转向被冯梦龙敏锐地捕捉到，冯梦龙同样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提出“描写无聊极思，亦奇亦真”[15]，在他看来，只有平常却又富有奇思妙笔，作品才会别具一格。在《挂枝儿》《山歌》中，“奇”“奇绝”“亦奇”“巧思”“奇巧”等批注时常出现，而那些日常情理之内却又出人意料的构思设计也被他称为“仙笔”。事实上，庸常之“奇”的确值得“仙笔”之称，《拍案惊奇》凡例四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16]，庸常之“奇”远比鬼神怪异之“奇”更难写，越是在常人可以想见的情景中越难以“奇”抓人。
冯梦龙描庸常之“奇”，首先体现在他着眼于常人常事中细小精妙的设计，即事件巧思之“奇”。冯梦龙笔下的人物不以帝王将相或鬼神怪异为主，而是市井之中的各色世俗之人，如商人、小贩、娼妓、妇女、奴仆、僧道、媒婆、役夫等。他们的世俗悲欢故事在市井的各个角落上演，如店铺、三街六巷、高宅深院、酒楼、衙门、妓馆、寺庙等。只不过在这些常人可以想见的世态人情中，冯梦龙安排了令人“拍案惊奇”的奇巧设计：民歌《咳嗽》《喷嚏》篇，用人们最熟悉不过的寻常小动作表示男女私情暗号与入骨相思，通俗寻常却不失妙境；《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乔彦杰一妾破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篇章，皆有由于小事而引起大祸的巧妙设计，虽是寻常市民所熟悉的场景，却因极具戏剧性的发展令人惊奇；《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交》《陈多寿生死夫妻》等篇，主人公都是市井常人，却拥有超出常人的非凡品格与高贵品质，令人惊奇感叹；除此之外，冯梦龙还擅长用阴差阳错的误会营造庸常之“奇”，《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都是通过无意的差错造成意外的结局，给人以新奇惊异之感。
冯梦龙描庸常之“奇”还体现在他在耳目之内的日常题材之中注入些许非现实因素，即非现实色彩之“奇”。如《计押番金鳗产祸》开篇被计押番捕获的金色鳗鱼开口吐人言，与计押番交流，成为奇异事件的开端，其后的故事模式类似佛经故事，计押番不顾金鳗警告将其作为盘中餐，为全家招来灭顶之灾，从趣味性的角度看，这种非现实因素确实会为事件带来奇异、神秘色彩，引人入胜。再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桂员外变狗、《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中钱婆化为蜥蜴等，都是采用非现实的手法既推动情节的发展，又为故事增添奇异的色彩。
冯梦龙描庸常之“奇”也体现在他抓住市民喜精致、奢侈的心理，即耳目之内财货之“奇”。中晚明“好货”风气渐盛，“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上下仿效，习以成风”[17]。可见社会上下皆物欲膨胀。由于显赫的社会地位，官僚极易成为奢侈的榜样，“牙盘上食，水路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18]。统治阶级与官僚士人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市井商民。富裕的商人由于没有功名的牵绊，大肆张扬财力，以弥补自己政治地位低下的缺憾。在“好货”之风的影响下，一般老百姓也皆“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19]。冯梦龙身处其间，深知世人对财货之新奇的追求，而普通市民受制于经济实力，固然对奢侈生活心向往之，但大多只是“强饰”，往往无法如官宦士绅般尽享精致与奢华，因此他们转而期望在阅读中满足自己的物欲与好奇。冯梦龙作品中多有对商民奢侈生活的刻绘。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蒋兴哥家仅仅伺候王三巧的佣人就有五个，一个小商人的排场居然如此之大。再看王三巧的穿戴，“陆续搬出许多钗、钿、缨络之类”[20]，足见其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除此之外，在饮食方面，仅王三巧和婆子两人用餐，就有一十六个碗，各色菜式，可见其生活的精致、奢华。在《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方、刘奇在发家致富后，一改往日节俭，讨了两房家人，买了两个小厮，家中器皿一应换新。《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在家道殷实之后“驱奴使婢，甚有气象”[21]，一改之前的寒酸之气。可以说，诸如此类财货之“奇”不仅奇在对精致、奢华生活的精细刻绘，更奇在这种生活的拥有者可以是最普通的市井细民，既满足市民追求物欲的心理，又满足他们对奢侈富贵的好奇。
综上，中晚明“尚奇”已有了新的内涵，鬼神怪异不再是“奇”的绝对主体，耳目之内的庸常之“奇”取而代之，为市民所接受。冯梦龙多以事件巧思之“奇”、非现实色彩之“奇”、财货之“奇”展现市民所钟情的庸常之“奇”，使得他们在“奇”中看到自己在俗世中的影子，听到自己的心声，达到“适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