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情感内涵

冯梦龙为山歌正名的理论依据，就在于百姓的讴唱中流露着难得的“真情”。他在《山歌叙》中直言：“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5]从中可窥见他编录这两部作品的最初起因。在冯梦龙生活的晚明清初之时，整个社会仍旧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以名教取人，因此那些喜爱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假道学之辈盛出，招致许多觉醒了的文人的不满。其中，冯梦龙就专门以《山人》讽刺他们，并在评论中感慨：“余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故识之如此。”^[6]为揭发名教的虚伪，冯梦龙大力宣扬与之相对的“真情”来激浊扬清。

另外，明清之际在文人中很流行“尚真求实”的审美取向，他们大多反感程朱理学那套“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对于人性的压迫，所以在创作中也流露出强烈的解放天性和返璞归真的意愿。明代中叶的李贽在《焚书·童心说》中曾专门论述这一观点，他提出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与生俱来而未被封建礼教所污染的初心和本性。他认为人一旦失去真心就失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意谓读“四书五经”越多就越发蒙蔽他们的真心，“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7]，由此他感慨：“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8]李贽实际上是借这种激愤言辞表达对“假人”“假心”的不满，同时也在呼唤“真人”“真心”心态下吐真写实的言语文辞。

明末的许多文人都曾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而重视“真人”的文学，冯梦龙不仅将之内化于心，更收集这些响彻性情之“真”的山歌文学，以免这些“天下之至文”不复存焉。冯梦龙多次赞扬山歌之真，他在另一部散曲选评著作《太霞新奏》中说：“然北之《粉红莲》，南之《挂枝词》，其佳者，语多真至，政自难得。”^[9]“难得”一词，表明《挂枝儿》《山歌》的“真”文学在当时特定背景下仍是少数派，这种“真”也有着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意义。正如李贽的“童心说”思想，“真”是一种去教化、去文饰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显然，乡民讴唱的山歌比之文人士大夫的诗词雅韵更接近人的自然本性。

从冯梦龙编录的《挂枝儿》《山歌》看，他的“真”的文学观主要体现在“情”的纯真、“欲”的真实和“人性”的写真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