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贸易与城镇盛衰的关系及其启示

明代中后期，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工商业城市。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城市，如苏州、扬州、南京等，原本就发展良好，大运河带来的繁盛贸易使之愈加兴盛，也有些城镇是借着大运河便捷的交通、产业的带动而形成并壮大的，如临清、济宁、德州、淮安等城市，以及盛泽、震泽、王江泾等专业化的工商业小镇，还有通州和天津之间的河西务，临清和济宁之间的张秋镇，都因地处运河中转地而发展为大城镇。新兴的县级以下城镇主要集中在丝棉手工业兴盛、工商业发达的江浙两省，如苏州吴江，千户以上的市镇就有平望镇（千家）、震泽镇（千余家）、同里镇（两千余家），盛泽镇更达万余家，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新城镇也都达万余家。

北方将原料、瓜果等初级产品运往南方，南方又将丝织品、棉织品、铁器、漆器等较高级的产品运往北方。这样，南来北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并通过大运河来完成这个完整的物流网络。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但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急剧增加的人口造成了粮食供给的问题，而大运河则正好解决了粮食运送的问题。如苏州枫桥镇，因其地当南北交通枢纽，水陆交通便捷，柴米牙行聚集，成为当时重要的囤粮之地。冯梦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小说中多次提到枫桥这个粮米丝绵南北杂货集散分销的“脱货”“发卖”之地。

近代以后，运河漕运逐渐衰败，运河的运输功能日弱，运河沿岸城镇也随之发展缓慢乃至衰落。苏州很多水乡古镇的兴盛衰落，也与水运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交通运输和地理位置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甚至重要前提。无论古今，发展社会经济都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同时还要考虑最为合适的交通方式。比如，水运在古代是最方便的，正如明人莫旦在弘治《吴江志》中所云：“江乡水国，惟舟楫是利。小河支港，屈曲旁通。故货物不艰于负戴，老稚不劳于步涉，所谓舟楫为车马是也。然车马劳苦而舟楫平稳，行卧住坐如意所适。”^[3]较之车马，舟船不仅轻松而且费用便宜。《刘小官雌雄兄弟》中有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事实：“刘奇道：‘今日告过公公，明早就走。’刘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觅个便船与你。’刘奇道：‘水路风波险恶，且乏盘缠，还从陆路行罢。’刘公道：‘陆路脚力之费，数倍于舟，且又劳碌。’刘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4]因为方便，所以《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昆山人金满起赃银，《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昆山宋敦去苏州阊门外陈州娘娘庙进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扬州人赵春儿带银两去城外曹家庄，《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润泽一行去东山购买桑叶，都是乘船去的。苏州南濠（阊门）也因五条水道“五龙交汇”而繁华。运河水路运输的持久繁荣，促使很多沿河的客货物集散地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聚集大量人流的市镇，并催生了店铺、茶肆、酒楼等服务业。川流不息的客货船只和纷至沓来的人流，使这些店铺的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但在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兴起之后，水运就不再是唯一的，在很多地方也不再是第一的运输方式了。

我们要分析水乡村镇兴起的背景和原因，更要与时俱进，思考在水路已不再是主要发展依托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传承和利用冯梦龙文化的富矿，借助国家大运河文化建设的东风，策划产品多元的大运河研学专项活动，拍摄曲折动人的冯梦龙大运河影视作品，宣传倡导党员和公务人员的廉洁勤政，开发冯梦龙运河文创产品，改编冯梦龙运河故事为数字动漫和电子游戏^[5]，丰富文化内涵，增强传播动能，发挥冯梦龙拥有“海水流到哪里，作品就传到哪里”的海量“粉丝”的优势，将冯梦龙描述的运河故事和元素演绎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