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苏作、苏样的独领风骚及江南文化的重启

到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冲破了土地限制，人口流动加剧，尤其聚集在东部运河沿岸地区。江南运河城镇的重要经济形式是手工业。人口的密集不但为需要精工细作的劳动密集型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促进了社会分工，使手工业得以向更深更细的方向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苏工、苏作的发展和提升。明代王锜《寓圃杂记》说，苏州“人材辈出，尤为冠绝”，而且“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6]。以手工业的领头行业丝织业而论，苏州商品经济的兴盛离不开丝织业，丝织业商品化离不开大运河。苏州是明朝的丝织业中心，吴江盛泽镇更是其中的代表，每年生产出大量的丝织品，交易于全国市场。除了丝织业引领全国潮流外，苏州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7]，因而几乎所有的苏式、苏样、苏意都成为时尚标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前往湖北经商的广东客商陈大郎头上就是“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正如明万历年间王士性《广志绎》所说：“姑苏人聪慧好古……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8]万历年间做过吴县令的袁宏道说，苏州的“薄技小器，皆得著名”，且“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9]。在深厚文化底蕴、雄厚经济基础和众多巧匠共同支撑下的丝绸纺织、玉石雕刻、出版印刷、造园艺术影响广泛，苏作苏样、“苏式生活”几乎独霸明清社会！

就水运路线而言，不但有苏杭之间的“夜航船”，而且从《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可见，当时从苏州阊门到昆山既有定时出发的航船，也可随时招呼小船，而且“天下船载天下客”，可以集散四方。作为全国商贸中心，苏州不仅充斥着本地及外地的各种商品，而且还有大量的外国商品。嘉靖时人郑若曾记述：“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盛，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10]据万历时利玛窦的描述：“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11]明时来苏的朝鲜官员崔溥《漂海录》记载：“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12]这真实地反映了苏州繁荣的商贸经济，也为苏州江南经典城市的地位提供了又一佐证。

当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加快推进，江南文化建设已然重启。今天，要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苏州的文化力量，首先就要重视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化运营，研究其供应链。明朝苏作雄厚的商业资本没有再生产的投资路径、动力和制度保障，再多的资本也只能白白消耗在浮世的晚风中，这是历史留下的一大教训。^[13]其次，明代传承下来的众多珍贵的苏工、苏作，许多留下了工匠的名字，这一方面显示了把一切都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运作的规范和负责任的态度。

今日的江南文化建设，大运河文化开发利用，一定也要有士林、商贾、市民各界的倾情投入，才能形成有群众基础和市场前景的文化大产业；既要有文旅融合的理念，还要有精细雅致的工匠精神，才能奠定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坚实基础。就“运河十景”建设而言，有多次出现在小说故事中的枫桥、平望、望亭等，可以突出枫桥柴米牙行集聚，平望“四河汇集”，望亭的吴门第一亭和“稻香小镇”的特色，结合小说的描写和今日文旅开发的需要加以挖掘与利用。对苏州大运河沿线“运河十景”之外富有内涵和特色的文化资源也可加以梳理传承并开发打造。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提到的吴江垂虹桥，原有500多米、72孔，三起三伏，环如半月，长若垂虹，桥两岸多有商铺酒肆，明人莫旦在弘治《吴江志》中盛赞其蜿蜒夭矫，如老龙卧波，长虹饮海，真海内之奇观、吴中之胜景！今虽只有遗址，却也是颇值得开发利用的。此外，可以根据冯梦龙小说对明代商业生态的描述，依托现有设施，在冯梦龙村或望亭驿策划明代风格的文旅商业街区，集中演绎冯梦龙运河小说故事场景，让游客体验明代大运河商旅文化，并供冯梦龙大运河影视拍摄之用。还可将冯梦龙运河小说中具有特殊文化意象的人物、故事和景物，如讲述明代苏州文化名人唐寅风流韵事的《唐解元一笑姻缘》中的“三笑”故事等，在平望至苏州的大运河相应沿岸以雕塑、小品和名人名言牌等形式表现出来，打造“江南运河遗产最精彩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