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区域商业的繁荣

运河区域商业的繁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人队伍的壮大。据粗略统计，“三言二拍”中塑造的大大小小商人形象不下百，其中绝大部分都在运河区域经商。这些商人形形色色，有作为正面形象，寄托作者教化思想的，如王生、李秀卿、施复、徐老仆、刘方等；也有作为反面教材警醒世人的，如卫朝奉、陈大郎、孙富等。有通篇着力刻画的主角，也有一笔带过的陪衬人物。有祖上几代都经商的，如《名言》第一卷中的商人罗家做广东生意，“走了三代了”；也有利用漕粮运输，临时做点生意的，如《恒言》第二十卷中的苏州王宪往京城运送白粮，“随便持些玉器，到京发卖，一举两得”。二是商人们经营的生意门类多种多样。一种是坐商，在运河沿线的集镇开设店铺，有粮食铺、药铺、丝线铺、香火铺、染坊、饭馆旅店、当铺等；另一种是行商，以运河为通道在两地之间贩卖货物，赚取差价，书中多处提到的贩运的货物就有粮食、茶叶、丝绸、布帛等数种，其他的还有油漆、水果、木炭、木材、珠宝等。多种物资的流通，不仅互通了有无，更突破了小范围的地域商业，将整个运河区域联通成一个商业整体，大大促进了该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运河的贯通使得商人经商的范围更广。“三言二拍”中诸多商人的经商范围不再局限于一县一府，跨府跨省经商成为很平常的事。如明弘治时线香商人黄老实家在南京应天府，但主要的生意地在江北；徽商主要来自徽州，但他们的生意范围遍布运河沿线的各个城镇；更有跨越数省做生意的，如西安商人杨复往东南地区的漳州经商，苏州商人“贩布三万匹到辽阳”。商人数量的增多，经营种类和范围的扩大，都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四是经运河流通的商品数量非常巨大。如前文提到的专在运河上揽运客货的大船、巨舟，形制巨大，可运载的货物数量非常可观，而且从事这种大船运输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江南一水之地，多有这行生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型船只和本来不是从事商品货物运输的船只，比如官船、漕船也纷纷包揽客货，运载逐利。而且无论大船小船、官船民船都是装满货物，“满载”“一大船”“满满的”这样的词在“三言二拍”中可以找到很多。运河运输业的发达正反映了运河流通商品数量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三言二拍”还花不少笔墨描写了当时出现的新型商业组织——商帮。商帮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封建统治者持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轻视甚至打击商业和商人，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形成了商帮。可以说，商帮是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时的运河区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商货流通最便利、商品经济最繁盛、工商业城镇最多的地区，所以各大商帮往往在运河区域集聚贸易，势力强盛。“三言二拍”对活跃在运河区域内的苏商、徽商、浙商都有相当精彩的描述。《恒言》第七卷中冯梦龙写家乡的“洞庭商帮”（苏商）：“话说两山（指苏州濒临太湖的洞庭东山与西山两座半岛）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徽商群体在明代迅速发展，至明代晚期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徽商发源地临近运河沿线，所以徽商们在运河沿线最为活跃，特别是江南地区，有“无徽不成镇”的古谚。据统计，“三言二拍”描写的徽商有19名，是所有商帮中最多的。《二刻》第三十七卷中，凌濛初还谈到徽商的风俗：“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第二十九卷写浙商：“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三言二拍”中对这些商帮的关注和描写，不仅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更反映了当时运河区域商人队伍的壮大和商业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