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市场、钞关减税、亲商环境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以来，苏州作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一直承担着很重的税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明初苏州上缴的税粮不仅和浙江全省相当，而且几乎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这样的经济体量，只有靠包容天下、海纳百川的格局成为“天下大码头”，才有可能。

成为“天下大码头”，大运河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畅达的交通带来了繁荣的贸易和丰足的税源，国内统一市场在大运河的基础上更快地运转起来。大运河作为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干线，全国八大钞关除了长江上的九江关外，其余七个均在运河上，分别是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北新和苏州的浒墅关。清康熙年间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述了当时四座全国“一线城市”的分布态势，“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4]，然而东部城市竞争激烈，苏州周边还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这虽是清初景象，却也可据此推测明朝中后期江南商业市场的大体格局。作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府州，苏州集聚能力强大。正如《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中所云：苏州六门中阊门最盛，“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15]。这段描写真实反映了运河带来的交通顺畅、贸易繁荣、人员汇集、远近咸达之情形。明代徽州士子叶权在《贤博编》中罗列了当时全国十大码头，苏州一地就独占枫桥、南濠（阊门）两处，还不算阊门西北三十里的国家级钞关浒墅关。通过运河来往苏州的商船昼夜不息，苏州也因此成为天下商贾会聚的“大码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讲述湖北商人蒋兴哥常年在广东经商，“久闻得‘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好个大马（码）头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而“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少不得投个主家脱货”^[16]。至于阊门南濠山塘大码头，更是商人会馆云集^[17]。

作为丝、棉织造业大市，苏州城东没有城西商业区的喧闹，是机户生产的“工业区”。对应全国棉花棉布生产中心太仓、松江，苏州城东北的娄门乃是重要的商路起点；而对应湖州丝绸商品大码头，苏州城南吴江地区运河沿线则形成了重要的江南市镇群，如平望号称“小枫桥”，盛泽号称“东方第一绸都”。各地商贾以苏州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商人利益集团，许多家族经商与科举并举，成为江南名门望族，如徽商落户苏州的“贵潘”，明万历年间弃儒从商的宁波商人孙春阳。商帮竞技苏州，“遍地徽商”，而本土商帮也很了得，有“钻天洞庭”之美誉。

苏州能吸引众多外商，除了大运河的便利、物产的丰饶外，还与政府亲商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明朝商税是为以丰补歉而额外增收的，但各地做法不同，有的宽松便商，有的则乘机乱收税。苏州政府为给各地商帮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竭诚做好服务，整治贸易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商会正常运行，而且税收优惠，只对坐贾收取类似现在门店定额税的“门摊”，而对“客货不税”，因而“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焦竑在书信中赞扬了苏州一位杨姓官员让利于商民的做法：“盖国初原无钞关，后之增设，不得已而济匮，非其正也。往杨止庵公在浒墅半岁，以后正课既盈，咨商往来，不复榷税，一时颂声满于吴中……”^[18]对此，范金民先生评述说：“不征商品税，特别有利于行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19]

正是这种对商贸经济的开放包容姿态，使苏州在丝绸、棉布、印染、纸张、书刊刻印、铜铁器等多种行业上引领全国，甚至酒类、油类、酱园等副食品加工业也独树一帜。也是这种亲商做法，才使苏州能在今天有那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所以，任何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亲商、亲民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还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地位和尊重是靠自身的努力与实力打拼出来的，今日苏州经济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