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间的关系互动

江南地区作为传统的科举之乡，对科举一直非常重视。江南学子在会试中的优异表现也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依靠着大运河，江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之地，以经济为支撑，更多的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借大运河之便，从江南可以通过水路前往京城和省城应试，不仅交通便捷而且花销较小。大运河的存在，是江南学子能够参加科举特别是会试的一个重要条件，优异的科举成绩又刺激着当地更多的家庭走向科举之路。

明清时期的江南商业高度发达，商贾势力大，商帮众多，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明代为了国家的稳定，对各地区的科举人数进行定额录取。虽然明朝江南诸省科举定额数最多，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到了晚明，读书人不再把科举考试当作唯一的出路，选择从商作为生存之道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医药行业的从业者无论是看病还是抓药都要能断文认字，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曾经两次题诗，足以见其所具备的文化水平并不只是能做生意这么简单，一定受过较为正规的教育，放弃科举，实为无奈。清朝初年，苏州著名药店雷允上的创始人雷大升（1696—1779）便是数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弃儒行医的代表。明清两朝，江南地区很多生员为了维持生计而选择了经商。

陈宝良在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对明代生员的治生途径进行了概括，其中从商就是当时生员一个主要的谋生手段^[37]。生员为了生存，除了从医以外，还会从事其他相关职业。晚明的凌濛初便是出身官宦家族，从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科举受挫后，他便致力于雕版印刷业，获利颇丰，完成了向儒商身份的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许宣从事的医药行业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药材贸易是江南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宣又是医药世家，但是药铺生意想要顺顺利利经营下去，官商二维一体依然是必然归宿。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的父亲是开生药店的，许宣的表叔李将仕家也是开生药铺的，证明许宣家族在杭州药材生意界中具备一定的势力。即便是这样，许宣的父亲还是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宦家。故事中说许宣的姐夫李仁是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同时又为邵太尉管钱粮^[38]。按照许父的盘算，将来许宣继承自己的生药店后，有一个当“宦家”的姐夫照应，生意应该可以日渐兴隆。

许宣两次发配皆由姐夫李仁将其托付于人，第一次是托付给了开客店的王主人，第二次是托付给了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在介绍李克用时强调了他是自己的结拜叔叔。李仁常去苏州公干，王主人的客店大约是他每次落脚之处，所以他与王主人相熟。但是李仁与李克用的结拜就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李克用应该颇有些钱财，他要与李仁攀交情，多半也是看上了李仁宦家的身份。清末杭州胡庆余堂的创建者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也是依靠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才将胡庆余堂经营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称的有规模、有影响的药店。许宣自己没能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可是他如果想将自己的生意维持下去，还是需要来自官方的保护。与其依靠达官权贵，不如自己跻身官场，所以商人的子弟还是会尽一切可能走上科举之路。

明清时的生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家庭的子弟因为有经济的支持，所以读书中举的例子屡见不鲜。尽管当时由商而儒、由儒而商都很普遍，但是商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明代苏州翁氏家族因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39]。晚明的李贽出身富商世家，26岁中举。徐光启、顾宪成等大儒也都来自富商家庭。

到了清朝，朝廷为了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自康熙朝开始，多次增加江南生员名额。乾隆沿京杭大运河六下江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士类”。在他六次南巡期间，共增录江、浙、皖三地生员5000多名^[40]。每次下江南时，沿运河每到一处，乾隆还会在当地考查敬献诗赋的士子，并特赐其中成绩优异者为举人，授为内阁中书。钱大昕、孙士毅、王昶等均是通过这类考试走上仕途的。这让江南的学子们切身感受到了皇恩浩荡，又看到了科举的出路。

方培成的《雷峰塔》传奇本就是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而作，因此和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相比，结局有了很大的改动。小说以许宣亲手收压了白娘子为结局，传奇《雷峰塔》的结局却是白娘子之子许士麟中状元后救出了母亲。到了清朝，《雷峰塔》之所以要设计出许状元这个形象，其实也有向乾隆皇帝献谄的一面。《水斗》中因为白娘子怀有文曲星，法海便放了她。许士麟是天上的星宿，连天神都要让他三分，可是当他成为状元之时，依旧要向人间的皇帝称臣，所以《雷峰塔》传奇结局的设计一定能让乾隆皇帝大有“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之感。这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士、商、官三者的关系。当时江南的商人，即便依靠运河进行贸易获得了丰厚收益，地位有所提高，但科举入仕还是被他们视为最优选择。商业的顺利进行也需要得到官宦的保护，一些特殊的行业如医药业，对官宦保护的依赖性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