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风气的盛行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士农工商”四民等级排列中商人处于末位，经商是为人所鄙视的职业。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攀升，传统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经商渐被视为正业，商人也得到认同和尊重，运河区域的重商风气十分浓重。《恒言》第十七卷中，作者听闻当时有一尚书，有五个儿子，却只教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各执一艺。有人认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劝让五子皆“习儒”，走传统的科举道路，老尚书却说：“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封建体制内的老官僚都已经平等地看待工商业者与士人了，可见当时的重商风气。《初刻》第八卷《乌将军一饭必酬》中苏州的王生，由婶母杨氏抚养长大。成年之后，他的婶母杨氏鼓励他：“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身为弱质女流的杨氏没有鼓励侄儿走读书科举的道路，却让他继承父业去经商，可见当时经商为正业的观念在运河区域是非常普遍的。

商人地位的提高及生活的富足，对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固守信条逐渐被打破。运河沿线上弃儒从商者渐多，并且社会对他们的行为也表现出宽容、理解甚至肯定的态度。如《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复，“读书不成，家事日渐消乏”，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山东书生刘奇是个饱学之士，曾经随父“三考在京”，但后来因为遭遇变故，无心向学，在河西务镇开起一布店，“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二刻》第三十七卷则写徽商程宰，本“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但在当地“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的风俗影响下，也毅然弃学经商，最后“囊中丰富”。作品通过他们经商的成功，肯定了其弃儒从商的人生选择，反映了在运河区域商业文化的撞击下，旧观念的破除和新观念的更新。

再从作品总体上看，“三言二拍”塑造了为数众多的商人形象，其中提及运河区域商人的作品有数十篇。在这些作品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尤其肯定并颂扬了那些在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能展现出忠厚、正直、恪守信义等优良品德的商人，比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无锡商人吕金、《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天津商人刘德一家、《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苏州商人施复等。这些商人因为品性纯良、诚信正直，最后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三言二拍”花如此多的篇幅来写商人，对商人和商业活动如此积极肯定和热切关心，正反映了当时运河区域重商风气的普遍和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