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文真朴实的文学价值观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城市的交汇互通拓展了文学的题材，推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冯梦龙的“三言”中，很多故事就直接取材于大运河文化，立体展现了运河沿岸的人情风貌，生动细腻地再现了运河文化的民俗性和包容性。

冯梦龙作为封建时代的觉醒文人，受市民意识的影响，在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雅文学与民众创造的俗文学之间进行中和调适，他通过整理、编著通俗文学，将“雅”“俗”两种文艺进行了融通和合流，极大地拓展了古代文学的宽度。他认为，只有自然地抒发真情感的文学，才算真文学，才能表达人的性情。在他看来，文学只有表达人的性情，才是最具生命力的，才是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力量。《挂枝儿》《山歌》收集的大多是民间故事与山歌。他之所以冒着被正统批判的危险，将之编印成册，使之广泛流传，就在于他认为这些作品均为“民间性情之响”“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6]。

冯梦龙认为通俗文学同样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他在《古今小说》序中指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7]。他嘲弄“经书子史，鬼话也”，“诗赋文章，淡话也”^[8]，这种大胆的观点，表明日益强大的市民阶层的文艺价值观正在积极挑战正统的文艺教育观。在冯梦龙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清谈，而是要关心“民情民命时务”。这些都真切反映了市民阶层中新生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