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对日本前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关原之战中赢得胜利的德川家康于庆长八年（1603）在江户（今东京）开辟幕府。经过十五代幕府将军的经营，到庆应三年（1867）大政奉还，日本的政权再次回到天皇手中。这265年的文学，被称为“近世文学”或者“前近代文学”。近世文学是在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中开展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封锁了除长崎之外的其他港口海岸，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外国人登岸，当时的日本仅与中国、荷兰、朝鲜保持民间商业联系。经过江户时代之前的战乱，在两百多年漫长的锁国时期，日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讴歌祥和太平的氛围，市民阶层的兴起和阅读消费的增长，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江户幕府以朱熹的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纲领，鼓励文教，平民百姓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出版物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对文学读物的拥有、阅读和消费，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可以说，原本只为贵族特权阶层拥有的出版物，到了江户时代，也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候，文学才“第一次成了庶民的文学”[8]。因此，江户时代的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町人文学或曰庶民文学。冯梦龙的通俗文学在江户时代传播到日本后，自然大受欢迎。
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虽然有娱乐大众的目的在，但更多的是寄寓冯梦龙警醒世人、教育时人、敦风化俗的良苦用心。梁启超在民国时期提出文学改良运动，提出以小说来传播思想，教育大众，开启民智，其实早在明代，冯梦龙就已经具有并且在实践这一理念了，虽然冯、梁通过小说传播的具体思想不同。冯梦龙更重于对儒家伦理道德、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传播，教人轻财重义、行善积德。《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序云：“茂苑野史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9]“绿天馆主人”就是冯梦龙，这是他自己为刊刻《喻世明言》而写的文字，表明冯梦龙搜集整理和刊刻这些小说，一是为了适应当时市场上市民阅读消费的需求，二是为了教化大众，劝善惩恶。而第二个目的是冯梦龙刊刻“三言”的主要目的，他在《警世通言》中重申了这个目的，说：“非警世劝俗之说，不敢滥入。”[10]冯梦龙选择“戏曲中情节可观”者，大量改编戏剧，“年来积数十种，将次第行之，以授知音”[11]，也有劝善惩恶、教化大众的目的。
江户时代的小说，也和冯梦龙的通俗文学一样，既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供应市场的阅读消费，也是为了劝善惩恶、教化大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读本（よみほん）小说，当然，江户时代其他类型的小说，包括戏剧也是如此，比如假名草子（かなぞうし）这类用假名文字写成的小说，就以启蒙、教化和娱乐为创作的目的。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浅井了意（あさいりょうい）（1612—1691）写了不少的佛教著作，还有三十多部假名草子，另外，他模仿和取材元末明初的瞿佑的志怪小说《剪灯新话》，收录六十八则志怪故事而成《御伽婢子》，对此后日本的怪异小说、怪谈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在写“三言”的时候，除了少量原创的作品外，也模仿和取材宋、元、明三代的作品。“三言”中有7篇和《京本通俗小说》基本相同，而《京本通俗小说》中就出现了瞿佑的词。冯梦龙的“三言”参考《京本通俗小说》、历史传记、笔记杂录与民间故事，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引人，融合了志怪与志人的元素，“铺张敷演而成”。[12]冯梦龙的这种模仿和取材已有故事的创作习惯，以及他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加上虚构的情节和佛道的宗教因素这一创作特点，对江户时代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浅井了意之后的读本小说作家都贺庭锺（つがていしょう）（1718—1794）、上田秋成（うえだあきなり）（1734—1809）和曲亭马琴（きょくていばきん）（1767—1848）的创作中即可看出。
所谓读本小说，是指与以图为主的绘本和与以对话为主的净琉璃相对而言的文字为主的小说，18世纪中叶大量出现在京都和大阪，后来读本小说的重心地区逐渐转移到江户。以京都和大阪为创作重心地区的读本小说发展时期，被日本文学史称为读本小说的前期，而以江户为创作中心地区的读本发展时期，被称为读本小说的后期。读本小说前期的代表作家是都贺庭锺和上田秋成等作家，而读本后期的代表作家则是曲亭马琴等人。这些作家的小说与冯梦龙的通俗文学的密切联系，中日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的论述，尤其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除了上述大木康的相关著作之外，还有如德田武的《近世近代小说与中国白话文学》[13]，该书的第一部分即论述近世读本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这些著作从多个角度论证江户时代的小说深受冯梦龙的通俗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冯梦龙的通俗文学对江户时代小说，尤其是读本小说的深远影响，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国内学术界也有几篇论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论及，如任莹的《江户时期的读本小说与〈三言〉》指出，冯梦龙的“三言”“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当时日趋低迷的日本文坛”[14]。另外还有陈婧的硕士学位论文《江户初期读本对〈三言〉的借鉴和日本元素的体现——以〈英草纸〉和〈繁野话〉为中心》[15]。陈婧还在《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上发表了日语的论文《以〈三言〉为模本的都贺庭锺的作品的传承与发展——以〈英草纸〉和〈繁野话〉为中心》，指出“日本的读本小说这一（在江户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受到了来自中国白话小说的重要影响”，“《英草纸》和《繁野话》尤其受到来自《三言》的深层的影响”，这一点已被先行研究所证实[16]。明清小说对日本近世文学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7]，他在该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论述了冯梦龙等明清小说家的作品和都贺庭锺、上田秋成、曲亭马琴的作品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还涉及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密切联系。除了指出冯梦龙等人的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之外，还指出冯梦龙等人为小说而做的序跋和点评也“起到过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18]。严绍璗、王晓平的《中国文学在日本》则详细地分析了冯梦龙小说与江户时代小说的关系，指出“（都贺庭锺的）《英草纸》共收9篇作品，其中8篇皆与‘三言’有关”[19]，该书还将这8篇作品对“三言”的吸收方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留“三言”中的主题框架，只是把故事翻译为日语，并把其中的人名改为日本文学史或历史上的人物的名字；第二类是把“三言”的故事放在日本历史的框架下加以改编；第三类是都贺庭锺改变“三言”原有的故事和人物，只是采用冯梦龙的创作手法和作品的构思谋篇[20]。因此，本文对这一部分将从简论述，而把重点放在国内外学术界论述较少或者还没有论述的方面，尤其是冯梦龙对日本近代后期文学的具体影响上面。
除了中日众多学者论述较多的都贺庭锺、上田秋成和曲亭马琴之外，本文在此谈谈同是读本前期的著名小说家建部绫足（たけベあやたり）（1719—1774）。建部绫足不仅善于写怪谈小说，也擅长和歌、俳谐，并以“寒叶斋”为号作汉画，被称为多才多艺之人。小说方面，建部绫足写了和文体的《西山物语》和《本朝水浒传》，其《西山物语》刊于明和五年（1768），取材于京都郊外真实发生的奇闻异事，追求“以古为今”“即俗为雅”[21]。这对上田秋成将奇闻异事小说化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创作方法可以追溯到冯梦龙在创作时既有虚构也有真实，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小说虚构的手法，这一手法造成亦真亦假、时真时假、虚虚实实的阅读效果，比如《醒世恒言》中的《隋炀帝逸游召谴》，既有史实，也有虚构的小说笔法，以寓兴亡之谏，刺淫逸之主。
《西山物语》被视为读本小说的鼻祖之一。国内学术界多关注直接模仿和改编冯梦龙“三言”的都贺庭锺的《英草纸》和《繁野话》，还有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等读本小说，却忽略了如《西山物语》这样的作品，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等直接的仿效之外，江户时代的小说家也吸收了冯梦龙在写通俗文学时所使用的创作方法，这种深层的影响只有通过作品的细读和整体的分析才能看到，而这种深层的联系，窃以为，也是冯梦龙对日本文学产生多方面影响的有力证明。
现仅以《西山物语》中的“黄金之卷（こがねの巻）”为例略作分析。《黄金之卷》是以山城国爱宕郡一乘寺村（今京都左京区一乘寺町）发生的一起民间纠纷为素材写成的小说，说的是武士大森七郎兄妹三人在村子里过着清贫而安定的日子，七郎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年迈的母亲尚健在。七郎擅长剑术、弓术和马术等武士的十八般武艺。同村还住着七郎的堂兄弟八郎，八郎的妻子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八郎也和七郎一样清贫，也精通剑术，以教人击剑为生。七郎的祖先有一把长刀，是楠木正成的宝刀，在摄津凑川之战中，楠木正成的血浸染过这把宝刀。这篇小说借用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忠义之士楠木正成（くすのきまさしげ）（1294—1336）的故事。楠木正成是河内的武士。1331年，应后醍醐天皇的号召，楠木正成在赤坂城起兵攻打镰仓幕府的军队，让幕府军队苦苦应战。后醍醐天皇被流放隐岐之后，楠木正成仍坚持与幕府军队长期斗争，促使各地的反幕府人士起而应之。楠木正成后成为河内、和泉守护，但在凑川之战中被足利尊氏打败，在战场上自刎。楠木正成非常喜欢这把宝刀，但拥有这把宝刀的人总会发生一些怪异的事，七郎的祖先就把刀奉纳到寺院里，从此家里平安无事，生活富贵。但是到了七郎这一代，家里陷入贫困，七郎作为武士，一直想着把刀取回来。于是他准备了五百两黄金，到寺院里赎回宝刀。寺院住持听了心里很高兴，但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佛门清净，这宝剑是举世无双的宝贝，拿着这五百两黄金来，一则这些黄金根本体现不了这宝剑的价值，二则会让世人嘲笑这里的和尚贪财，佛祖说过金钱这些东西不如直接扔到河川里。七郎心里明白和尚说这些话是嫌弃钱少了，于是他说这五百两黄金并非小数目，既然佛祖说过钱财不如扔到河川之中，河川远，寺院前就有一个小池，不如就扔到那小池吧！七郎说完就把黄金扔到池子里，然后拿着宝刀回去了。寺院住持只顾盯着池水里的黄金，没有去追七郎。
七郎和八郎都是剑术高超的人，有不少人来向他们拜师学剑。八郎性格温和，大多数人都投到他门下，七郎是个没有嫉妒心的人，所以他和八郎始终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因此产生什么矛盾。
却说七郎的母亲病重，兄妹三人轮流照顾，为了买药买吃的，甚至把妹妹的嫁衣都拿去典当了。人们都说是那把宝刀作祟。再说八郎收徒较多，收入自然也多，他把七郎的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常常送去朝鲜人参、珍珠粉等名贵的药材，还把自己的儿子宇须美送到七郎家帮忙照顾老人，令七郎一家感激不尽。
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宇须美和七郎的妹妹产生了爱意。这一切都被卧病在床的老人看在眼里，老人有心促成二人的姻缘。
这篇小说与冯梦龙的小说比较，在谋篇布局和写作方式上有六点相同的地方：
第一，史实和虚构相混合，小说呈现虚中带实、实中带虚的特点。《黄金之卷》基于京都西京区发生的事件来写，而且小说中的长刀还是楠木正成用过的宝刀，但是宝刀作祟、黄金掷池及七郎母亲病重、康复然后促成姻缘的情节，多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冯梦龙的诸多小说，如上文提到的《隋炀帝逸游召谴》等也是如此，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和虚构。
第二，浓厚的宗教色彩。冯梦龙的小说、戏剧等处处体现出佛道思想，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如《醒世恒言》中的《大树坡义虎送亲》，说韦德与妻子单氏在回老家途中遇到一个心狠手辣的船夫张艄，张艄贪图韦德的钱财和单氏的美貌，把韦德骗上岸，引到深山中从背后砍杀韦德，然后回到船上骗单氏上岸入林，结果张艄被老虎吃掉。冯梦龙在小说中说：“张艄欺心使计，谋害他丈夫，假说有虎。后来被虎咬去，此乃神明遣来，剿除凶恶。夫妻二人，感激天地不尽。回到船中，那哑子做手势，问船主如何不来。韦德夫妻与他说明本末，哑子合着掌，忽然念出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便能说话，将张艄从前过恶，一一说出。再问他时，依旧是个哑子。此亦至异之事也。韦德一路相帮哑子行船，直到家中。将船变卖了，造一个佛堂与哑子住下，日夜烧香，韦德夫妇终身信佛。”[22]《喻世明言》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则体现了道教的思想，小说中说“大罗仙界有一真人，号曰紫阳真君”[23]，看到虔诚奉道的陈巡检之妻将有灾难，特吩咐大慧真人化作道童前往护送。冯梦龙的小说往往佛道融合，比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以道教思想为主，也涉及佛门寺院。而《西山物语》则集中体现了佛教的思想，而且和尚常出现在故事中。纵观建部绫足的一生，他与佛教的渊源实在很深，宽保元年（1741），建部绫足23岁时出家，24岁成为武藏国北埼玉郡小林禅院正眼寺的说教僧[24]。所谓“说教僧”，是指用寓言和笑话等形式对大众进行口头教育感化的人。因此，在《西山物语》中时时可见教育和说理。
第三，小说都有说理和教育的深意在。建部绫足在《黄金之卷》中借用七郎母亲的口吻，告诫世人容色易改，青春难驻，就像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只得一时的繁华灿烂，而不改的应该是真心，是人的精神与思想，就像挺立雪中的松柏一样，因此她给七郎妹妹取名为“柏”。另外，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霜雨雪，年轻人都不要被压倒，就像松柏一样，傲立风雪，坚持修身养性，做品德高尚、不畏艰难险阻的人。冯梦龙的小说也有较强的说理意味，比如《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借吴山之口说道：“人生在世，切莫为昧己勾当。真个明有人非，幽有鬼责，险些儿丢了一条性命。”[25]
第四，小说中常夹杂着优美的景物描写。如《西山物语》中写“时雨初降，庭中红叶渐次变色”，“近的小仓山，远的高尾、爱宕山，风吹云散，白雾缭绕，与浓淡得宜的红叶相映，松柏仿佛刚涂上绿色”[26]。而冯梦龙作品中也是如此，例如《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写道：“不一时，到了云门山顶，众人举目四下一望，果然好景，但见：众峰朝拱，列嶂环围。响泠泠流泉幽咽，密茸茸乱草迷离。崖边怪树参天，岩上奇花映日。山径烟深，野色过桥。青霭近冈形势远，松声隔水白云连。淅淅但闻林坠露，萧萧只听叶吟风。”[27]
第五，女性是小说中必要的角色，对故事的发展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黄金之卷》中七郎的母亲和妹妹，又如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
第六，冯梦龙和建部绫足都有深厚的诗歌功底，因此二者的小说中常出现诗歌。《西山物语》中的汉诗为这部读本小说集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增色不少，如《黄金之卷》中七郎母亲引述的汉诗：“松柏雪中立，青绿不改色。”[28]而冯梦龙的小说常以诗来揭示故事所传达的道理，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卷《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里的诗句“劝君莫要作冤仇，狭路相逢难躲避”[29]，劝人不要作恶，而要行善积德。
上述六点相同点并非偶然，在日本文学史上，以小说故事来教育和说理的，很容易让人想起镰仓中期的教训说话集《十训抄》，该书有作于建长四年（1252）的序，点明该书是为了向世人揭示善恶贤愚之道。该书以儒家的道德观选录的540个故事中，有不少源自中国，其中也有与冯梦龙的创作取自同一类题材的，如望夫石的故事。冯梦龙在《情史》第十一卷《情化类》中谈到望夫石，《十训抄》第六条教训之下也引用了中国的望夫石故事。日本自古受到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来看，日本前近代文学与冯梦龙有相近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因此，冯梦龙的小说传播到日本后大概十年就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促进了日本前近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热潮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