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经商在外对传统思想和家庭观念的冲击及其思考

明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弃文经商、离家远行。长年经商在外，会给原来的生活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婚姻关系。运河上的商贾，很多是长途贩运者。例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苏州西山的高赞“少年惯走湖广，贩卖粮食”。《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是湖广襄阳人，九岁开始就随父亲去广东做买卖，回程从广东贩些东西到苏州发卖；陈大郎是徽州新安县人，专程到湖北襄阳贩籴米豆之类，然后由水路南下到苏州枫桥脱货。他们都是常年在外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是江南无锡县人，因走失了孩子，就往太仓、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匹，各处贩卖，就便访问儿子消息，虽然路不太远，但每年正二月出门，到八九月回家，也要大半年。后在中途遇了个大本钱的布商，就同往山西脱货，离家时间更长。

分别日久，在外寂寞，就容易发生情变，繁华市镇上的众多酒肆歌楼更容易催生婚变。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薛婆子在诱骗三巧儿时，饮酒中间，“问道：‘官人如何还不回家？’三巧儿道：‘便是算来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织女也是一年一会，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处没有风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儿叹了口气，低头不语。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该饮酒作乐，不该说伤情话儿。’说罢，便斟酒去劝那妇人。”^[20]分别日久的寂寞、不甘，心里的悸动跃然纸上。同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经商到山西，发货之后一时讨不到赊账，不能脱身，虽然夫妻情深，但单身日久还是忍不住去了青楼，惹出一身风流疮，服药调治，无颜回家。

运河上每天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起因不外乎家庭、友情，抑或欲念、贪婪，五花八门，但主因还是经济。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以孩子为核心的社会，家国一体，大国小家。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思想观念，破坏了原来的社会秩序，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有些问题，比如对两地分居及其容易引发的问题，对独居老人的照顾，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应重视并推出因应之策。而经济发展起来了，有些人就可以就近就业，不必离家打工，远出者也可朝发夕归，或在需要时以一日千里甚至更快的速度解决相思之需或探视老人，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个发展应该是真正的发展，是从内到外、物质与精神相匹配的发展。还是以明朝中后期为例，当时人们追求“独抒性灵”和“适情悦意”，思想越来越解放，连之前深居闺阁的很多妇女都冲破足不出户的禁律，出门游玩。《广志绎·两都》记载，“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卢”^[21]，甚是狂放。明末清初小说《照世杯》写得更是传神：“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佛，倚立门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22]在嘉兴，更有一种在传统眼光看来近乎淫靡的现象：莺泽湖中“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23]。这种情形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浸润于市民氛围的人们对这种风流韵事竟然见怪不怪，甚至还刻意追求这种浪漫情调，“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24]。这种大突破，既与明代中后期人们开始摆脱传统思想的牢笼，倡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袁宏道）、“极声妓之乐”（唐伯虎）的感官享受的社会思潮遥相呼应，也与商业经济冲击，外出商人数量激增，商妇独守空房难耐寂寞有关。究其深层动力，还在于新兴商业文化和市民习俗的影响。

但同样是在倡求自由的明朝中后期，却出现了禁抑自由言行的举动。苏州虎丘每逢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各色人等无不鳞集，对传统社会及其礼仪规范形成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引发苏州官府出面干涉，于隆庆二年（1568）十月在虎丘二山门断梁殿前勒石示禁：“照得虎丘山寺往昔游人喧杂，流荡淫佚，今虽禁止，恐后复开，合立石以垂永久。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超然情境之外者，住持僧即行延入外，其有荡子挟妓携童、妇女冶容艳装来游此山者，许诸人拿送到官，审实，妇人财物即行给赏。若住持及总保甲人等纵容不举，及日后将此石毁坏者，本府一体追究。”^[25]这既说明了市场经济冲击和观念更新的不彻底性，也反证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尚不足以彻底推翻传统思想观念，更充分表明真正的发展才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