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性与文化使命中完善大学育人的文化功能
无论关于文化的界定和理解怎样的众说纷纭，文化作为后天获得的经验性体验，它就是一个特定社会或特定群体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作为人类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文化显然具有人为的性质。大学文化不仅是关于大学生活（最基本的是“教—学”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且是社会文化生活的先进代表。如果大学不能在文化上实现自主性的存在和变革，而是以媚俗的取向说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及其以功利化的教育目的公开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辩护，那么，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大学文化似乎只能被动适应外界的变化，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和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果那样，敢问大学精神何在？也许大学已经不能创造和形成自己的文化了，因为它被政治和行政挤压，它被社会挤压，它还被物质利益挤压，大学则不能以美好的东西和精神文化去“挤压”那些负面的影响。最后，大学没有了自己的“胸腔”。因此，大学要找回自己的精神，而其精神的找回必先立足于大学文化品性和文化使命的重塑。
（一）在塑造大学的文化品性中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
大学的品性，主要指的是大学的文化品性。教育家的文化品性从何而来？大师蔡元培先生有言在先：“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种高深，并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意思，而是指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学问、思想还未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常识或确定性认知，需要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知识的发现抑或生产、发明抑或创造，这些知识、学问、思想本身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和探究后方能掌握和传授。这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品性。因为这个品性，高等教育内在地具有两个基本内容或任务：“教学”和“科研”。教学是对知识、学问、思想进行创造性传授的过程，而科研本身就是对知识、学问、思想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的文化品性在于出新的思想、出真的思想。
大学还有何文化品性？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秉承这个品性，西南联大在穷山恶水之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成就了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延安时期的大学也秉承了这样的品性。真的大学，是由那些民族的脊梁撑起的。一个没有大师的大学是一个没有大学问的大学。大学的文化品性是要由大学里的大师们担当的，以今天的视角看，就是由优秀的教师队伍担当的。如果大学里的学者、教授把心思专注于把50平方米的房子“折腾”到100平方米，再“折腾”到200平方米，甚至300平方米，他还能够以怎样的文化形态呈现在大学里呢，还能在物质追求之余呈现给学生怎样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呢？如果那样的话，大学的文化品性只能让位于大学里的物质欲望，大学的文化除了教育者不断对受教育者的物欲诠释，似乎没有更为可欲的文化了，这必然丧失“大学”（The Great Leaning）的本真意义。
此外，大学还有何文化品性？从“育人”这一基本任务看，育人包含对人的思想素质和行为才能的引导与塑造。要特别说明的是，“育人”与“培养人才”的要求是不同的。大学是造就人的地方，如果说文化的实质就是人化，那么大学的文化就是造就人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关注人的外在行为能力，而且更注重人的内心灵魂。如果大学的文化失去了直面人自身内心世界的品性，以专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而忽略了对人自身的改造，忽略了对人的心灵、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塑造，我们实难说出大学的文化品性。今天的大学，的确使自己蒙羞了。每所大学都忙着培育各种需要的“人才”，生产满足各种需要的“产品”，却忘却了培育作为人的社会所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个个“人”。人们说，大学的文化品性已经让位于工具理性了，斯言不谬。
（二）在确立大学的文化使命中体现文化育人的功能
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主要场所，是科学知识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源头；作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大学是文化积累、交流、繁荣的重要阵地，理应成为文化选择与优化并形成民族文化气质的前沿动力，不断开辟文化的先进性方向并引领文化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特殊角色，大学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最终成为实现人民利益和实现人在某种程度上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塑造了社会的文化标准，而不是社会的标准塑造了大学的文化品性。如果大学对社会文化标准的塑造体现在其对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经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那么，大学的文化使命就是塑造社会的文化标准，这种标准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借来的，而是在民族文化的胞胎中孕育的。正如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所说的那样：“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美国的大学应该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传统，而不能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移植过来。”正因为这样，大学才能够肩负起塑造一个民族和社会文化标准的使命。
因为承担了这个艰巨使命，大学以其文化作为（而非其他作为）酝酿了实现国家目标和人民利益的基础性力量，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建设了知识、思想、信念的基础设施，从而也奠定了一个国家现代崛起的基石。可以说意大利的崛起离不开博洛尼亚大学的贡献，英国的崛起依赖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法国的崛起不能没有巴黎大学，美国人则是在哈佛大学的基础上形成理想信念的，德国的崛起则不能没有柏林大学。每一个伟大民族或国家的崛起都拜其一流大学崛起之功。这些一流大学对其民族或国家的首要贡献在于其确立了文化标杆、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它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维系、承传与变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大学担当确立文化标准的使命，必然要求大学生在观察人生与社会之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以“现实性的理想”来审视我们周围世界发生的现象。如果大学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总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标准”来度量自己的价值，构建自己的价值观，规定自己的生活意义，那么，大学提供给社会的顶多是没有胸怀的所谓的社会“适应者”，而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人”。中国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意义的大学却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虽然我们借鉴了西方大学的文化标准，但中国的大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中，确立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的文化标准，这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必须承担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