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在其他学科的流变
在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话语”这一术语的凸显标示着与传统语言和再现观的决裂。话语概念的使用日益扩展到文学、文化研究及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提出“用意识形态形成的观念使话语理论化，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多抵抗和颠覆主导话语的可能性”。[3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话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因而构成审视话语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
（一）从意识形态到话语：阿尔都塞的话语观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面临着深刻的学术、政治危机，大学和教育成为斗争的主要场所和批判的对象，使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知识的中立性、语言规范的概念以及个人被建构成主体的方式提出质疑。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结构语言学转化为话语研究，而意识形态讨论也迅速转入意识形态话语研究阶段”。[39]阿尔都塞关于话语理论的初步探讨与其意识形态理论密切相关，1966年他的《关于话语理论的三个笔记》出版，该文集中体现了他建构“话语的一般理论”的尝试和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最终是以片段式的、未完成的形式告终，然而他的话语思想对于此后的话语研究有着无可置疑的启示意义。阿尔都塞认为，话语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阐明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性、结构和功能。
首先，阿尔都塞认为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性，必须把它与其他话语类型进行比较、对照，才能辨析各种不同的话语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性质。根据主体形式在性质和位置的差异和各种话语类型的不同功能，阿尔都塞考察了话语的分类图式，尤其关注意识形态话语、科学话语与艺术话语之间的差异。就主体形式的性质和位置而言，由于科学具有超越中心化的结构，因而主体在其中完全不出现；艺术话语具有“两义性的互动结构”，因为其中涉及“复数的符号表现的组合”和主体以复数的人称形式出现或介入；相比之下，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主体必然要全部出现，因为意识形态具有“镜子式中心化的结构”。从各种话语类型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来看，科学实行认识的机能，即对其实在对象的描述，必然要通过建构概念的理论对象这种知识行为来完成；艺术实行再认识、知觉的机能，知觉是指对美丑的知觉；与艺术话语相同，意识形态也具有再认识的机能，为了适应主体的具体情况，眼前的实在对象再次出现，于是，自己同化于对象并重新发现自己，尽管这一重新发现的自己背离了原本的自己，仍然相信“他确实是自己”，因而意识形态同时也具有误认的机能。[40]
其次，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把个人呼唤或质询为主体”这一中心论点，从个人到主体的转化和建构过程是在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舞台上展开的。社会结构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有赖于能够承担其结构功能的主体形式的建构，意识形态话语则为结构提供这种承担者，即通过呼唤或质询机制将个人转化为主体，担负起结构的承担者的职责。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作为承担者的主体产生的理由，这种话语必然是与它所呼唤或质询的主体“结合成为一体”，必然包含着作为话语的“符号表现”的主体。因此，“主体全部出现在意识形态话语的众多符号表现之间”。个人为了被呼唤或质询，从而被建构成主体，“他就必须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主体再认识自己”，并在这种话语中显现自身、确认自我。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镜子式中心化的结构”，能被呼唤或质询的主体得以在呼唤或质询的话语中看到自己，在自身中再认识自我，确认自己的身份。[41]事实上，在话语理论的讨论中，我们能够看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诸多的构成要素：被呼唤或质询的个人——主体、镜像结构、主体的再认识、自我确认等。
尽管意识形态话语在阿尔都塞关于话语理论的思考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语言和意义问题并未成为他的关注重心，然而在论及理论话语时，阿尔都塞明确指出理论术语经常面临的困境，他也探讨了语言、话语和意义建构之间的关系。理论术语的理论内涵往往不同于它的常见意义，但又总是隐藏在其常见意义的背后，等待着被辨认、被发掘。词语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们的常见用法所固定的，而是取决于“概念系统中理论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42]正是这些关系赋予词语它们独特的理论内涵。词语意义的建构有赖于它所在的话语，这一观点和米歇尔·佩肖话语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话语形成”有相通之处，在佩肖那里，这一概念是在结合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严格说来，阿尔都塞并未能实现他关于构建“话语的一般理论”的目标，但是他关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性质、意识形态与主体问题以及有关意识形态话语的讨论为话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思考线索。他的学生佩肖正是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新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理论。
（二）语言、话语与意识形态：佩肖的话语理论
米歇尔·佩肖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构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力图在这一理论的“三角联盟”（Triple Alliance）之上建立一种新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在论及主体问题时曾把“语言的透明性”和“意识形态的后果”并置起来，而佩肖则进一步致力于探讨语言、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话语”概念成为连接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和契合点。在佩肖看来，话语表明“意识形态斗争在语言的功能范围内的作用，以及反之，语言的物质性在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存在”。[43]事实上，佩肖的话语理论的两个中心是：话语和语言的关系以及话语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关系。
1.从语言到话语
佩肖指出，抽象系统的语言与“历史”和“说话主体”是相对立，语言结构和规则系统构成语言学唯一真正的理论研究对象，而“说话主体的言语”则被排除在外。由此，他批驳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认为作为偶然的、非系统的事件的“言语”概念是以抽象系统的“语言”概念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科学机制中“最薄弱的连接”（the weakest link）[44]。“言语”并不是作为矛盾对立的要素和“语言”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的，它是一种“反概念”（anti-concept），作为“语言”概念的纯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补充”，用于填充和弥合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大厦中的“裂缝”和“缺口”。通过重新审视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佩肖试图用一组新的范畴来替代这种系统和事件之间的矛盾对立，即“语言基础”（linguistic basis）和“话语过程”（discursive process）。一方面，“语言基础”是任何“话语过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语言系统总是具有“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受到构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种种内在法则的制约，“话语过程”并非单纯的认知行为的表达，不是“偶然地”使用语言系统，而是在这些内在法则的基础之上得以发展起来。语言是彼此各异的话语过程的共同基础。另一方面，佩肖强调“话语过程”的重要地位，认为语言和言语之间抽象与具体的对立关系并不适用于话语和语言的区分。因为话语不同于言语，它既不是表现语言的抽象系统的创造性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具体的使用或某种功能的实现。
佩肖进而阐明“话语过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无视”阶级划分和政治斗争的存在，而话语过程则“内嵌”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之中。根据巴里巴尔和他的同事关于“全国性的法语”和“小说中的法语”的研究，佩肖提出语言既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同时又能阻碍人们互相沟通。巴里巴尔的研究的重点是考察体现法国阶级关系变革的两个历史过程：首先，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有着一种统一化运动，其目的在于确立一种全国性的语言以对抗方言和拉丁文的影响，从而为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流提供便利；其次，在全国的教育体制中强制实施一种“不平等的分化”，在统一的表象下，法国小学和中学教育阶段之间强制实施语言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分化，以此在“语言的内部”建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服务的阶级的界限，结果是将产生“相互对立的‘词汇法’和‘论点’”，[45]甚至即便是使用同样的词语也会由于意识形态利益本质的不同而产生意义冲突。因此，佩肖认为经由语言的同一性产生的意识形态矛盾是在“话语过程”的矛盾对立关系中建构起来的。
2.话语与意识形态
佩肖的研究目标是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对于话语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它促使我们去关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作用。佩肖的代表性著作《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主要围绕话语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关系以及话语与语言的关系这两个中心论题展开论述，以揭示话语的本质特性。
佩肖认为，一切话语，都产生于特定的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话语会随着其产生的社会实践和制度设施的不同而判然有别，也随着说话人和受话人的立场的不同而不同。“作为语言使用的一个特定领域，话语可以通过跟它相关的制度设施以及它所出发的立场和它为说话人限定的立场来加以确认。然而这一立场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话语和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对立关系来理解这种立场”。[46]他进一步指出话语的冲突本质，话语总是处在和其他话语的对话和冲突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横跨了整个话语”。[47]话语的意义只有在最终是对立的关系里得以确立，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存在于它自身内部，而是从斗争的立场中产生出来的。佩肖通过被称为“曼索特报告”的实验说明，任何文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冲突的话语和立场之间不平等斗争的场所。
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将个体作为主体，而佩肖则进而对意识形态话语和主体性关系的运作做出更为详细的论述。他概括了三种主体类型：“好主体”、“坏主体”和釆用“第三种模式”的主体。“好主体”只谈论显而易见的事情，“‘自由地’接受在‘身份认同’的总体行动中由特定话语投射出的自我形象”；“坏主体”则是制造麻烦的人，采取“反身份认同”的模式拒绝接受由话语提供的身份；而采用“第三种模式”的主体是指“变形在‘解身份认同’行动中提供的主体地位”。[48]佩肖特别强调第三种主体的抵抗作用，与前两种主体或认同或排斥的立场不同，它是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尽管无法完全逃脱认同和鉴别的命运，但具有把“建立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认同和鉴别加以改造和取代的作用”。[4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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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Pecheux，Michel.Language，Semantics and Ideolog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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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Diane Macdonell，Theories of Discours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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