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利科的话语的理论渊源
（一）结构主义的影响
保罗·利科对话语的思考始于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思。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把“语言”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而与之相对的“言语”不过是进入实际使用阶段的个人的语言行为，它是偶然的、从属的，是规则的实现。虽然乔姆斯基把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改成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但这些仍离不开抽象与具体、形式与表现的关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语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语言既不指涉外部世界，也不具备主体性的反思功能，是一个静止的、共时性的系统。
此外，本维尼斯特将话语的语言学与语言的语言学区分开，认为后者是以符号（语词）为单位，而前者是句子为单位，它指的是“所有的陈述都预设着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而前者有意以某种方式影响后者”[1]。这既意味着话语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处理的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对象，因而也就不能把分析语词的方法论直接嫁接到句子这一更为复杂的实体，同时也意味着话语不是抽象的“语言”的衍生物。
利科认为象征现象发生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语言之中，因而具有超语言的特性，利科注意到，在把无意识比作“像语言一样的结构”中，“像”一词需要被赋予合适的意义——它与“语言”一词一样重要。本维尼斯特对弗洛伊德学说中语言的功能的研究为利科提供了思路——无意识层面的象征不同于能指与所指的关联。首先，是因为梦的压缩、置换等机制，是在意象的层面而非语音或语义层面的联结；其次，它不同于通常的语言符号，而是在修辞（隐喻、换喻、提喻等）的层面上类似于“漫语、格言、传说、神话”，这些都不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中现成地呈现的，更关键的是它们关系到“在话语中显现的主体性的程序”，有赖于“病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共同合作”，因为精神分析师对梦的解释是通过病人本身对梦的描述“话语”而实现的，并且在这一话语中后者作为话语主体凸显了出来。
在利科看来，话语比语言更有优越性，“系统其实并不存在。它仅仅具有一种虚像的存在。只有信息才给语言提供了现实性。话语为语言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因为只有分离的、在每时每刻都有所不同的话语行为才使信码得到实现。”[2]但正如利科自己也时常提醒我们的那样，他“始终对结构主义的哲学与特定文本的结构研究方法之间有一个明晰的区分”，他反对的并不是结构主义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这种结构主义哲学，因为它的实践是“来自于一个普遍的教条”。
（二）文本与言语的关系的承接
利科的话语理论还来源于德里达等文本与言语的理论。德里达并没有排斥符号学和现象学的基本概念，而是基于言语与书写的关系传统彻底地调转了方向。利科说：“我们把所有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话语叫做文本。根据这个定义，文字固定对于文本本身是构成性的。但是通过文字被固定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话语。”[3]这些观点与德里达反对的逻各斯的传统，即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一传统有一种形式上的相似处，换言之，利科并未完全抛弃文字是对某种东西的固定。因此，从德里达的视角出发便难免有这样一种见解：即利科对言语与文本关系的认识仍然是较为保守的。[4]然而，利科与德里达在言语与文字问题上存在的差异主要不在于保守与反叛的立场，而是认识方法的差别。虽然德里达通过这种倒转反对了二分性，但倒转的基础却有赖于言语与文字二分的状况，且必须建立在文字与言语异质的差别之上。利科虽然无意去反对文字是言语的铭刻这一传统观念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作用，但他将两者作为口头的话语与写下的话语，统一到话语这一共同领域之下。
德里达认为：“通过简单的颠倒，这并不意味着能指是基本的或第一性的。能指‘第一性’或‘优先性’是站不住脚的荒唐说法，在它试图合理推翻的逻辑中，这种说法恰恰不合逻辑。”因此，德里达的逆转也将“最终会破坏围绕符号概念（能指与所指，表达式与内容，等等）而形成的整个概念体系”。[5] 甚至，就在利科用哲学诠释学对圣经诠释学加以关照，力求破除言语对文字的绝对优先性时，他可以说与德里达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他提醒我们不要过分迷恋言语先于文字因而将其提高到文字之上，亦“不要太快地去建立一种最初而且在原则上并没有包括从言语到文字过渡的言语神学”[6]。
正如伽达默尔所讲的：“这又可以在词语史上得到证实。‘文本’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两种关联进入现代语言中的。一方面是作为人们在布道和教会学说中进行解释的文献的文本，因而文本是一切论注工作的基础，而所有论注工作都是信仰真理为前提的。”[7]然而，伽达默尔仅仅看到圣经文本的在先性，这里的文本意义只不过与新教援引圣经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根据相似。因此，利科在这里同时发现了一种诠释学中“文字-言语-文字”或“言语-文字-言语”的链接。“言语-文字-言语”的结构本来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时代贬低文字，而文字曾被视为中介的中介”[8]。“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将文字与言语的关系比喻为助记手段与记忆的关系时，他恰恰想说明这一点。之所说文字意味着遗忘，是因为文字是一种中介，使逻各斯离开了自身。”[9]柏拉图把文字当做一种“遗忘的暴力”，而德里达的结构并非意在颠倒，或者“宣告文字无罪”，而在于文字的原始暴力，“是因为语言首先就是文字，并且这一点日益明显。”[10]当德里达以一种逆转的方式解读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文字与言语的关系时，柏拉图对文字的批评就都反过来成就了文字的地位。而利科同样举《斐德罗篇》的例子，却通过引入话语中意义和事件的辩证关系，说明文字固定的东西，事实上是言说的意义相关项，话语的意义完成了对转瞬即逝的事件的超越。
（三）对修辞学的超越
传统的修辞学对隐喻的研究，对“隐喻-替代理论”有着很强的依赖。无论是“本义-转义”的对立关系，存在一种“日常用法的偏离”的理论，“借用”的概念，抑或“填补语义空白”的功能，都在“隐喻-替代理论”的范围之内。在丰塔尼埃那里，隐喻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属”的地位逐渐缩小为属于比喻下“种”的概念，与之并列的是换喻和提喻，它们都可看作是一种命名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名称转移十分相似。然而，对丰塔尼埃而言，换喻、提喻与隐喻这几种比喻其实都是“与语词相联系的最初观念”与“我们附加在最初观念之上的新观念”两者关系的结果，它们分别依赖着观念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即“符合关系”、“联结关系”与“相似关系”。
丰塔尼埃对它们适用范围的分析在利科看来却蕴含着“准述谓特征”。首先，丰塔尼埃认为隐喻的范围更广，换喻与提喻只能用于名词，而隐喻却可以在形容词、分词、动词中体现。其次，隐喻是以一种更为明显，更为熟悉的观念的符号来表示某种观念，而对相似性观念的发现则依赖于对常识的把握，因而联结关系与对应关系主要是对象之间的关系。
理查兹作为新修辞学的创始人确实改变了传统的修辞学定义，让我们不再把隐喻看作辞格，突破了隐喻局限在语词中的情况。理查兹的隐喻的相互作用理论，“内容”与“表运手段”替代隐喻的“本义”“转义”之分，以取消语词在隐喻中的独霸地位，其代价则是完全丢弃了隐喻-替代理论，混淆了字面义与隐喻义在隐喻中具有的“某种程度的层次差别”。而其后继者布莱克的替代理论看起来与传统修辞学有些类似，但却在全新的基础上揭示出了隐喻理论的问题，他用“焦点”表示句子中的隐喻语词，以“框架”表示其他成分[11]，确保了隐喻语词与其他语词的分离，并且让理查兹的隐喻的相互作用更加明确。但是，布莱克把隐喻的机制归为“联系起来的常识系统”，便难以区分平淡的隐喻与新奇的隐喻，因此，他仍无法解释隐喻意义的出现之谜。而比尔兹利“部分地解决了被布莱克悬置起来的一些疑难”，从“主词”与“修饰语”的归属关系看待隐喻，这是最接近利科把隐喻看作述谓关系的思路。或者说，利科的思想也受惠于比尔兹利，虽然他没有像本维尼斯特一样为利科的话语理论提供一个总体的基础，但是也为利科在话语领域内重提隐喻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利科将话语引入隐喻理论。拯救隐喻研究的危机，在于从修辞学研究向语义学研究的转向。对于这种转向，“理查兹以来的大部分英国作者”做出了“直接的改变”。理查兹、布莱克与比尔兹利为把隐喻建立在话语语义学之上提供了几个方向，理查兹代表了修辞学的方向，布莱克则在理查兹的基础上给出了逻辑语法方面的回答，而比尔兹利则以文学批评的思路，寻找隐喻话语与文学作品的同质性，并在隐喻理论如何从语义学走向诠释学而为利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利科认为，当代隐喻研究的首要成果就是把它的分析领域由语词转移到了句子，这种分析“是通过句子而不是语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奇怪的述谓结构而不是异常命名”[12]，揭示出这一点首先就被看作是利科的重要贡献。“在《隐喻的规则》第三章，利科决然从语词中也理论转向句子中心、理论……从现在开始，利科将讨论隐喻的陈述。这是一项重要的变革，他对隐喻理论的贡献莫过于此。”[13]当然，从语词层次过渡到话语-句子的层次，只是在话语概念的范围内建立隐喻理论迈出了第一步，因为隐喻运作看起来是在句子即述谓结构的层面上，但是在“使用的真实情况之中，隐喻句子需要整个诗歌语境在它们之间编制隐喻。”隐喻不仅仅建立在话语-句子的层次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话语一系列的层次之上。